一、问题的提出——中国乡村社区何以存续？ “社区研究”是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议题。①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早期的社区研究可以追溯至1918年至1923年上海沪江大学葛学溥教授及其学生在凤凰村开展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成果于1925年出版，名为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该书是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先驱之作，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第一次以严格的学术范式对中国村落进行全面田野调查之成果。该书被容观瓊先生称作社会人类学的第二个里程碑，是人类学研究从部落社会走向农民社会的重要标志。葛学溥从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社会控制等多个方面对凤凰村开展的民族志式研究，为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资料。 作为中国社区研究的先驱，葛学溥最早提出家族主义概念。其研究深受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影响。该学派主要透过时间、空间对人类组合方式与行为活动的影响来研究社会。葛学溥的社区研究是社区学派理论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研究实践。他不仅将社区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更强调社会和心理要素，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②该书重点讨论中国社区问题，认为凤凰村的宗族与社区一体，是家族主义和社区生活高度耦合的社会空间。以家为本位，以伦理为基础，以血缘为起点的家族主义，③甚至影响了村落政治制度、社会控制、宗教信仰、亲属制度等。④葛学溥基于翔实资料得出了凤凰村既是血缘邻里，又是地缘社区这一重要结论。他认为邻里的主要功能是有效控制和规范人群互动，社区则包含充分扩展的关系互动，按照邻里的规范尽可能多地满足个人愿望。邻里属于控制范畴，社区属于适用范畴，个体能够在社区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⑤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变迁，中国乡村社区发展模式几经转变。一是民国时期地方权威的“官僚化”，⑥导致权威来源由地方利益共同体转移至官府系统，基于共同利益联系起来的乡村内聚结构逐步瓦解。原本存在于官制与地方共同体之间的隔离(gap)，也被下移到地方权威和地方社会之间。⑦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在基层社会的扩张并没有相应的官僚化能力作为保障，导致了严重的基层政权内卷化，⑧降低了社区自身的凝聚力和组织化程度。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力量逐步进入乡村，以封建礼教和传统宗法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在革命话语中逐渐崩塌，国家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组织上强有力地控制基层社会。⑨人民公社体制加速了家庭、宗族村落社会功能的削弱。⑩这一时期尽管基层政权人员发生变化，但基层政权和社会的利益分离并没有因政权变化而得到根本改变，地方权威与社会利益依旧分离，(11)表现为基层政权与村民相互隔阂、互不信任。三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基层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村民自治组织的探索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完善，乡村治理逐渐朝着制度化和法治化方向发展。然而，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利益的联结纽带松散，出现了基层治理内卷化(12)和基层政权悬浮化(13)问题。治理过程标准化和程序化，脱离农民需要，基层政权和农民关系并未及时从“汲取型”向“服务型”转变，而是朝着职责虚化、功能萎缩、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悬浮型”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去组织化和农村无主体性程度，加速了村社共同体瓦解，(14)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为突出。针对这些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标志着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基层社区也从管理民主转向治理有效，农民从被动接受管理转向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社区共同体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在乡村社区研究中，相关学者基于农民行动和认同单位，在区域比较基础上将当代中国乡村社区分为团结型、分裂型和原子化村庄，认为宗族、亲族和父权制对乡村社会制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5)在经济生活方面，基层政权的持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市场等因素渗入农民日常生活，深刻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并形塑其日常行为逻辑。随着资本下乡的进一步推进，资本从城市、城镇扩展至更外围的乡村，从而带动更多远郊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一种从城市不断向外扩展的梯度循环，将传统社区纳入复杂的现代体系中，村落共同体向着更广阔的市场共同体发育。(16)在组织层面，随着基层党组织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宗族和庙会等旧有社会组织的规训力减弱，宗族网络和庙会活动的影响力下降，宗族文化和民间信仰逐渐失去对社会的诠释力。在社会交往方面，区域社会开放程度提高，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重要性持续下降，社会交往方式和人际关联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家庭关系、代际伦理不断调整，村落社区逐渐融入区域社会。(17) 村落快速变迁引发社区共同体转型，表现在社区归属感、邻里互动、社会网络及社区参与等方面，出现了社区消失论、社区保存论、社区解放论等观点。(18)这些理论总体上将农村社区的转型概括为“村落终结”与“社区再造”等特征。其中，村落终结被抽象为城市化的代名词，用以描述城市挤压村落空间引致的结果。一是城市边缘地带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如“城中村”；二是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走向终结；三是在行政力量之下，通过村落合并形式走向终结的村落，如易地扶贫搬迁社区。(19)然而，村落有其自身生命轨迹，作为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村落之终结，要比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的终结更加滞后和缓慢。(20)部分传统村落也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之下主动求变，出现社区再造的反向演化态势，重新掌握空间并拓展话语权。(21) 凤凰村由于农业经济转型和乡村工业发展，也逐渐走上“镇中村”的乡村都市化发展道路。(21)诸种观点引发了我们对乡村社区何以存续、何以发展的思考。本文从社区角度切入，以凤凰村为例，在梳理社区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刻画凤凰村家族主义社区的演化路径，探索乡村社会转型发展基本模式。研究重点关注凤凰村家族主义社区的百年变迁，探寻在凤凰村这一华南地区的典型村落社区中，多重发展逻辑是怎样完成协调与整合的，并理解其社区演化路径是怎样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