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家……是在一个丰富多样、错综复杂而又相对自由的生态环境下兴盛起来的。要理清它的头绪并不容易。”①学者们对历史社会学的回顾和梳理或是进行方法论的总结，②或是研究重要学者的思想，③或是呈现思想的发展轨迹，④或是辨析学科性质与研究主题。⑤这些尝试均有助于增进对历史社会学的由来、演化和趋势的认识，但以时间为轴线的梳理往往暗含线性知识增长的前提假定，难以摆脱目的论色彩；从理论、方法、主题和人物等方面切入则有片面性和碎片化的嫌疑。更重要的是，既有的学术史梳理往往忽略了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斗争，给人以既有的知识形态是必然结果的假象。 本文试图另辟蹊径，从知识运动的视角考察历史社会学复兴以来的发展历程。受科学主义影响，传统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认为，学术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累积过程。这一立场最有影响的代言人是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在20世纪中叶指出，科学知识的增长只能通过纠正错误的观念而实现，人类认识世界与自我的历史就是不断摈弃被“证伪”的观念的历史。⑥这种观点强调学术生产过程的“神圣”一面，受到自然科学家的普遍认可，并一度在试图效仿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界风行一时。但在几乎同一时期，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对传统的科学知识积累观提出了质疑，认为新旧科学知识的更替其实是不同世界观的较量，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取代旧的范式，原因只不过是它更符合当时的世界观，而不是它更加“正确”。⑦库恩虽然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结论却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⑧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拒绝将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视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而是强调知识生产中的人为与偶然因素，学术史的书写者也开始承认社会过程与偶发事件对学术内容本身的影响。⑨知识生产是一种社会现象，而知识范式的转换由致力于新的理论、方法或概念框架的学术场域内的行动者发起并完成，这作为总体原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⑩然而，这种一般性立场在具体研究中意味着什么？如何在经验研究中贯彻这种立场？对于这两个问题，学术界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共识。本文既是对历史社会学发展历程本身的分析，也力图以此为知识社会学个案，展示如何在研究学术史时给予社会过程和人为因素以适当的位置。 本文采用的“知识运动”概念借鉴了斯科特·弗里克尔(Scott Frickel)和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对科学与思想运动(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s)的研究。弗里克尔和格罗斯从社会运动研究中吸取灵感，将科学与思想运动视为在科学或思想共同体中面临抵制情况下对研究议程或项目的集体追求。(11)又将这一主张进一步理论化，将“知识运动”定义为特定学术场域内的行动者基于对学术地位在内的符号性利益的追求，结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并以场域内通行的各种方式向对手施以符号暴力的行动。这个分析框架关注知识流变与知识竞争，旨在打开知识变迁过程中的“黑箱”。具体体现在学术史上，不同于其他学者强调思想变迁的理论内在联系和逻辑关联，本文认为学术发展是一种充满了偶然和斗争的社会过程。类似于社会运动充斥着不同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特定目标和观念冲突，学科内部的思想运动和发展脉络也不是连贯一致的，而是体现为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竞争、知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对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在经验层面上，本文重点回答两个问题：历史社会学脉络的内在机理究竟是怎样的？历史社会学的知识积累又是如何实现的？ 一、理解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脉络 20世纪中叶，在新一代学者对结构功能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日渐不满的背景下，历史社会学在西方全面复兴。历史社会学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其研究领域、分析方法、学科认知等方面也出现了重要分化。不少学者尝试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重要学者、研究议题以及时段划分等方面切入，厘清该领域的知识脉络和发展历程。早在1959年，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就强烈批判反历史取向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并宣称“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12)这就要求每一社会科学研究都要具备历史视野并包含对史料的深入分析。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就基本关注点而言，历史学和社会学根本就是一回事，均试图解开人类能动性的谜题，并都需要从社会结构化过程角度来理解，也必须基于时间顺序来思考。(13)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也注意到，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交融主要是因二者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内在亲和性。(14)米尔斯、艾布拉姆斯和蒂利均反对将历史社会学降格为社会学的次级学科，主张一切社会研究皆应是具有历史维度的跨学科研究。 聚焦于比较历史分析，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 Somers)从认识论层面指出，历史社会学存在三种比较历史分析路径，即宏观因果分析、一般理论的平行展示以及情境的比较，这三种路径虽然在宏观社会研究中存在不同的适用性，但在理解社会秩序和社会变革的共同追求中互为补充。(15)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策略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运用一般模型解释某种历史事件、运用概念发展出有意义的历史解释以及分析历史中的因果规律。(16)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和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建议将比较历史分析视为长期知识工程的一部分，该知识工程旨在解释实质性的重要结果。(17)在研究者对数据收集和理论检验的新技术兴趣激增的背景下，马奥尼和凯瑟琳·泰伦(Kathleen Thelen)通过关注比较历史分析的三个核心特征——宏观构型取向、问题驱动的基于个案的深度研究、时间导向的分析——来探讨其持久影响，强调比较历史分析与其他分析技术的适应性、互补性和协同效应。(18)马修·兰格(Matthew Lange)详细介绍了比较历史方法的性质、分析优势和最佳使用方式，强调比较历史方法具有深厚的历史研究传统和独特的方法论传统，它不仅融合了多种方法，还追求表意与通则、特殊与一般的兼容。(19)兰格的分析彰显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多元主义，以及它相对于社会科学其他方法论传统的分析优势和研究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