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现在正处于一个理论危机。一个整体而言成功了的经验研究已经增加我们的知识，但却无法引领我们建立一个对专业学科而言具有统一能力的理论。 ——鲁曼①(2021：35) 一、导论：从理性启蒙到社会学启蒙 18世纪末，德国思想家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康德(Immanuel Kant)等关于“什么是启蒙”的争论，使得“启蒙”成为现代哲学的根本任务和一种批判的现代性态度(福柯，1998：528-533)。自从这个命题提出以后，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洲，启蒙都被看作创造现代性过程的序曲与决定性因素(盖伊，2016：5；波特，2022：16)。进一步说，启蒙运动尽管是欧洲的历史事件，“什么是启蒙”却是一个德国式的命题(施密特，2005：1)。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启蒙以“理性”为原则，以“解放”为旨趣，这一传统将启蒙旨趣指向人的解放与自由。事实上，启蒙不仅构成了康德、黑格尔等人哲学传统的问题意识，也构成了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社会理论传统的问题意识。韦伯(2004：190)指出：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Öffentlichkeit)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 韦伯“世界之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的启蒙判断被霍克海默、阿多诺(2006：1)发展为一种“启蒙的纲领”(Programm der Aufklärung)，即祛除神话，以知识替代幻想。这不仅开启了德国社会批判理论的启蒙批判传统，还建构了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意识。哈贝马斯是这一问题意识的重要建构者，他综合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批判、马克思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批判、韦伯的合理化批判、卢卡奇的物化批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将启蒙的理性原则转变为现代性病理学诊断的问题(汪行福，2005)。可以说，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问题化表现为对其进行病理学诊断并提供相应的重建方案，这构成了社会理论的中心议题(肖瑛，2005)，这实质上是将理性启蒙问题转化为现代性问题。反之，后者则被视为对前者危机的反应。经由这种转换，启蒙与现代性问题就成为德国社会理论探讨的重要议题。 然而，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开创和沿袭的社会批判理论范式的启蒙批判虽然在社会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但并非毫无争议。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在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语用学思想，并以此发展出一套以技术、实践和解放批判为旨趣的社会批判范式(哈贝马斯，1999：13；周晓虹，2002)。这一传统旨在批判被意识形态扭曲的社会状况，以对当下政治和事实的判断进行启蒙，从而成为现代性病理学诊断的理论工具。从理论史角度看，社会批判理论形成了以马克思—韦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哈贝马斯—霍耐特—罗萨为线索的思想地图(郑作彧，2021)。 在德国社会理论内部，对社会批判理论范式展开批判的是1960年以来卢曼所建构的社会系统理论范式。与社会批判理论范式强调道德、价值、规范等道德属性相比，社会系统理论乃是一种“道德无涉”(moralfreien)的超级理论(Supertheorie)(Luhmann，2008：97；秦明瑞，2019：248)。卢曼否定了建立普遍共识、普遍道德与普遍价值判断的可能性，建立了一种去道德化的社会理论(李哲罕，2020；郑作彧，2025)。换言之，卢曼的目的不是提供一套社会重建的道德或价值规范，而是客观地描述和解释社会系统运行的理论(Lee，2000)。其中，道德性/非道德性(Moralität/Amoralität)的立场差异导致了两种理论范式关于启蒙立场的分歧，也就是理性启蒙与社会学启蒙的分歧，这种分歧构成了社会理论史中关于启蒙问题的张力。与学界对哈贝马斯关于理性启蒙的修正研究相比(哈贝马斯、哈勒，2001：184；王晓升，2006：374)，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社会学启蒙方案并未得到重视。本文认为，在功能分化语境下重新审视卢曼的社会学启蒙方案及其在社会理论中及当下的意义，或许将为我们重新理解社会学的“启蒙”旨趣提供一个饶有新意的理论视角。 卢曼在与帕森斯的社会理论的对话中推进了社会系统理论的改造，使得帕森斯在德国社会理论中的地位得到提升(Alexander，1984；Sciulli and Gerstein，1985)。实际上，他在3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试图发展出一种综合社会理论，并强调基础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Weber，2013)。为此，他试图颠覆传统本体论范式，以建构宏大的社会理论。虽然卢曼的理论属于欧洲传统中的“宏大理论”，却与一般意义上的宏大理论的普遍解释的主张和对现实的详尽论述直接相悖。卢曼将系统理论看作整体社会分析的形式(Habermas and Luhmann，1971：7)，它是一种谦逊的理论，承认不能回答现代社会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King and Schütz，1994；Borch，2010：16)。 社会系统理论的关怀是关于学科统一性理论的反思。卢曼试图通过融合哲学与社会学的观察视角的方式打破长期以来将哲学与社会学区分开的事实/规范二元困境(Thornhill，2012)。因为对事实/规范的理性启蒙方案的不满，以及对功能分化与旧欧洲整体/部分范式的认识论反思，他提出用系统理论的认识论转换来纠正对“启蒙”的认识，开创一条不同于理性启蒙的路径，这条启蒙路径以把握现代的偶然性意识(modernen Kontingenzbewußtsein)和揭示潜在结构与功能并进行功能分析为志趣(Luhmann，1984：468)。为此，卢曼试图完成两件事情：一是寻找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并以积极的方式定义这一理论(系统理论)；二是建构一种自我反思的理论(Viskovatoff，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