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频繁对中国发起制裁，经济金融制裁正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同时也暴露出以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需改革与完善。2020年7月，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同年11月，美国发布第13959号行政令禁止投资“中国涉军企业清单(CCMC)”上的中国企业。2021年6月，美国的第14032号行政令通过“非SDN中国军事综合体企业清单(NS-CMIC)”扩大制裁范围。2023年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中国货币问责法案》《中国汇率透明法案》《减轻中国金融威胁法案》等涉华金融制裁法案。2023年8月，拜登政府授权美国财政部禁止或限制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的特定领域投资，包括跨境并购、私募股权投资、风险资本投资、债务融资等交易形式。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通过《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建立股权投资“负面清单”，限制中美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双向投资。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令强化《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实施，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加速审查中概股审计底稿并扩大可变利益实体(VIE)架构上市限制，推动对中概股的退市审查。 据全球制裁数据库(GSDB)统计，在1950-2019年间由美国发起的对外经济制裁中，金融制裁占比为56%。美国对金融制裁的使用呈总体上升的发展趋势，该手段已成为美国的重要对外政策工具，不排除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将会对中国实施高级别、大规模的金融制裁。这些动态亟需学界从全球金融治理视角深化理论研究，聚焦反制裁措施的有效性评估与制度创新，为重构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Kaempfer & Lowenberg(1988)指出，公共政策包括金融制裁均是在国家内部竞争性利益集团博弈的内生作用下形成的。柳剑平、刘威(2004)认为，经济制裁普遍存在利益集团博弈现象，其中金融制裁的博弈程度相对较轻，但该研究缺乏充分的实证支持。McLean & Whang(2014)的研究发现，在政策制定者为迎合选民意愿而实施制裁后，利益集团往往促使当局选择对自身损失较小的制裁措施，揭示了利益集团干预可能是导致制裁有效性降低的原因之一。然而，上述研究均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利益集团只有在首先关注到某项制裁的情况下，其博弈行为才可能发生。那么，利益集团对制裁的关注程度与金融制裁有效性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联系？利益集团的关注如何影响金融制裁的有效性？现有文献尚未对此提供理论探讨和经验证据。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索不仅有助于中国从宏观战略层面化解金融制裁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更能从微观层面为阻断金融制裁影响提供针对性的“预防性”理论支持。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手工收集了1995-2019年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OpenSecrets)中有关利益集团游说费用的数据，并结合GSDB，通过运用极值边界分析法(Extreme Bounds Analysis，EBA)探讨了利益集团关注对金融制裁有效性的影响。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如下。第一，将利益集团与经济制裁的研究延伸至金融制裁领域，首次开展利益集团关注对金融制裁影响机理进行定量测度和实证检验。第二，创新性地采用游说费用作为利益集团制裁关注度的代理变量，通过手工整理OpenSecrets中1995-2019年“法案-游说费用”配对数据，并依据GSDB中记录的制裁时段和制裁目标匹配相应制裁法案，汇总获得了针对单项制裁的利益集团游说费用数据。第三，通过GSDB获得了关于金融制裁年份、类型等最新数据。与HSE数据库和经济制裁威胁与实施(Threat and Imposi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TIES)相比，本文所采用的数据集在金融制裁的定义上更为精确、涵盖范围更广①。例如，GSDB将实施SWIFT制裁、限制直接投资等新型金融制裁手段纳入了变量定义之中。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利益集团与金融制裁有效性文献回顾 作为国际政治与国际金融交叉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金融制裁的有效性研究已由早期的规范分析逐步转向多维实证分析。鉴于金融制裁作为新兴政策工具的独特性，现有研究多将其置于广义经济制裁框架中探讨。以下将从制裁特征、目标国特征、发起国特征、双边关系特征层面梳理现有研究脉络。 关于制裁特征，基于HSE数据集的实证研究发现发起国的单边制裁有效性存在争议，近年来的研究多认为国际组织参与下的多边制裁通常更有效(Dizaji et al.，2013；Early et al.，2015；Peksen，2019)，这是由于国际组织的参与能够约束各制裁发起国搭便车等行为。此外，既有研究表明定向制裁并没有带来更高的制裁成功率(Drezner，2011)，但定向金融制裁却显示出较高的有效性(Biersteker et al.，2016)。关于制裁成本是否影响制裁有效性的争论，贯穿于制裁研究始终。传统制裁理论认为对目标国造成的伤害越大，制裁越有效(Morgan et al.，1997；Bapat et al.，2013)；但不少文献均对这种制裁理论提出质疑，原因是该理论没有考虑民族情绪、政府动员能力等因素的影响(Galtung，1967；Hellmeier，2021)。其中，Hellmeier(2021)研究表明，高成本制裁反而可能强化目标国民众的抵抗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