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将以科技金融为首的金融“五篇大文章”落地落细，“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在金融强国建设过程中，有效引导金融资源精准配置至科技创新领域，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至关重要。我国银行部门总资产在金融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九成，且在金融资源配置及借款企业决策中具有独特影响力，必须撬动银行来支持实体科技创新。然而传统银行理论模型中，银行天生的风险厌恶偏好及债权人监督机制可能限制企业资本投资(Wong，1997)。加之企业创新本身的高风险与高资本密集度特性，导致传统间接融资难以有效摆脱企业创新困境(徐飞，2019)。同时，宏观与微观传导机制的冲突也使得银行信贷渠道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显著的“宏微观悖论”(Bens等，2023；Cornaggia等，2015；蔡庆丰等，2020；Gu等，2017)。因此，如何平衡银行风险偏好与实体经济创新活力是推动科技金融发展的难题。 银行信贷是企业资金获取的重要渠道，持续的研发投入需要稳定的银行负债予以保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银行业对以同业负债为典型的短期批发融资的过度依赖，不仅通过低效清算机制放大了金融系统脆弱性，也加剧了流动性冲击下的信贷收缩(López-Espinosa等，2012；Vazquez和Federico，2015)，进而削弱了负债稳定性并引发系统性风险积聚(Dagher和Kazimov，2015；Demirgüç-Kunt和Huiznnga，2010)。相比较之下，核心存款支撑的负债结构能够增强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在危机中维持信贷供给稳定(Cornett等，2011)，更能彰显长期导向的信贷风险承担能力。鉴于银行负债结构具有风险传染性与资金配置外部性，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以下简称《通知》)通过设定同业融资期限、规模及资本占比三重约束，构建流动性管理框架以抑制同业资金期限错配与规模膨胀。《通知》旨在强化负债结构约束并以此有效调控资产端结构及其信贷风险承担能力，进而优化资产负债表整体结构。因此，深入考察银行负债监管能否为企业创新提供稳定的信贷支持，对破解创新融资约束具有重大的理论与政策价值。 理论上，银行负债监管驱动资产负债表结构整体优化，可能通过三个作用机制影响银行支持实体创新的效果。其一，银企间影子银行活动虽被视为灵活的信贷替代机制，但其伴随的风险(钱雪松等，2018)会挤出企业研发资源配置(韩珣等，2022)。银行负债监管能够优化影子银行风险的监管框架，弱化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刘贯春等，2024；彭俞超等，2023)，并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与研发风险暴露(喻子秦、肖翔，2023)，从而确保信贷资源持续稳定地流向研发活动。其二，核心存款驱动的负债结构优化(周开国等，2022)，使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能力得以增强，有助于缓解抵押品约束(Campello和Hackbarth，2012)，改善信贷期限匹配并降低借贷利率(Chen等，2024；邱晗等，2018)，从而破解风险厌恶型信贷配给(Wong，1997)。其三，前两重机制的协同作用使得资产负债表结构优化，从而促进银行提供跨周期稳定信贷资金，对冲营业收入波动引致的研发预算不确定性(Parasuraman和Zeren，1983)，抑制顺周期性研发投入扭曲(Barlevy，2007)，最终平滑跨期动态研发决策。上述分析尚属于理论推演，仍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鉴于此，本文以2014年《通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银行负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及作用机制。 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的增量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现有文献关注内源融资周期波动对动态研发决策稳定的影响(Parasuraman和Zeren，1983)，而鲜有从动态研发决策视角解释银行信贷渠道支撑科技创新的内在机制。本文则基于该视角，揭示了资产负债表结构优化能够抑制影子银行风险、增强信贷风险承担能力、提升银行体系对创新风险的跨期承载能力，从而平滑企业动态研发决策。该发现从跨期资源配置维度深化了银行信贷渠道服务科技金融的理论内涵。(2)针对既有研究关于传导机制冲突导致的“宏微观悖论”(Chava等，2013；蔡庆丰等，2020；徐飞，2019)，本文创新性地提出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协同优化的双重治理机制：一方面，通过负债端稳定性增强银行风险承担与期限匹配能力以缓解微观信贷配给扭曲；另一方面，通过资产端优化抑制企业影子银行风险引致的创新资源挤占。该机制在本质上将以往微观研究中观察到的创新抑制效应转化为创新促进效应，从而在机制层面弥合了“宏微观悖论”，为重构银企创新协同逻辑提供了新范式。(3)已有文献大多聚焦负债端单一维度优化对银行风险承担(蒋海、黄敏，2017)或信贷供给(周开国等，2022)的影响，以及静态负债属性测度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基于《通知》实施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识别了银行负债监管通过驱动“负债结构优化→资产配置调整”传导链影响企业创新的因果效应及商业价值转化效应，为“负债驱动资产”模式下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进而拓展并深化了银行负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 二、制度背景、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假说发展 (一)制度背景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满足“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庞大融资需求，我国金融机构积极探索多元化和成本最小化的融资渠道，客观上推动了以银行同业负债为代表的短期批发融资的显著增长。尽管短期批发融资能够提供即时的流动性缓冲，但其波动性将对银行资产负债表构成潜在威胁，市场信心一旦动摇，资金的快速抽离会骤然加剧银行流动性压力，削弱其信贷供给能力(Dagher和Kazimov，2015)。过度依赖此类融资还可能削弱银行吸纳核心零售存款的动力，使其在市场动荡中更显脆弱，从而放大系统性风险的累积(Demirgüç-Kunt和Huizinga，2010；López-Espinosa等，2012；Vazquez和Federico，2015)。因此，加强对短期批发融资特别是同业负债依赖性的审慎管理，成为平衡流动性与风险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