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乡村振兴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李实等，2021)。然而，许多村庄却面临“振兴无人”的困境，难以适时调整运营策略：其一，以村“两委”为代表的行政型人才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不足，在推进以市场竞争和运营效率为导向的乡村振兴工作方面存在局限；其二，以乡村企业家为代表的市场型人才受制于自身企业的利益盈亏，难以价值中立地深度介入乡村振兴规划；其三，以新乡贤为代表的社群型人才局限于社群协调、邻里纠纷等日常事务，在促进乡村振兴整体施策等方面作用有限；其四，以专家学者等为代表的外部人才虽然具备专业性，适配于公共问题的复杂性(杨立华和何元增，2014)，但在结合乡村禀赋、介入乡村事务、把握分散信息以及推进政策执行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上述四类群体受制于专业背景、身份属性、制度安排及治理体系等因素，虽有助于实现渐进增量型政策变化，却难以真正实现政策要素的创造性组合。 对“振兴无人”现象的学理化分析，实际上反映出政策企业家及其创新的缺失。借鉴顾昕和赵琦(2021)关于将熊彼特传统纳入政策企业家研究的观点，可以将政策企业家界定为政策要素的创造性组合者，他们致力于实现公共政策的范式级变革，相应地，政策创新则是对政策要素的创造性组合。在当前乡村振兴的微观层面，契合村庄实际的政策创新日益乏力，传统治理方案面临新的挑战(郁建兴和任杰，2022)，且缺乏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能够高效整合和配置政策要素的政策企业家。政策企业家及其创新的缺失，背后是治理结构的问题。具体而言，单一治理机制既无法满足乡村振兴的多元化需求，也难以有效激发和承接相关人才资源：首先，从行政机制来看，由行政力量主导的动员机制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层层加码加重了基层政府负担(周振超和张金城，2018)，使得“稳中有进”发展势头难以持续。其次，从市场机制来看，如果只是片面推动农业农村的市场化进程，将难以实现普惠公平的价值目标，有悖于共同富裕的内涵愿景。最后，从社群机制来看，乡村振兴需要广大民众共同参与和献计献策，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以培育社会资本。然而，在变化多端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乡村振兴同样需要敏锐捕捉并迅速把握机遇窗口，时效性至关重要，而社群机制在这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 中高层级政策制定主体已经意识到，乡村振兴亟待范式级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包括对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也涵盖对乡村环境的全面改善。考虑到不同村庄之间在资源禀赋、治理体系以及发展潜力上的差异，乡村振兴的推进必须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在这一过程中，政策企业家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具备变革精神，而且拥有专业知识，能够结合村庄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创新举措，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因此，提升政策的精细化和专业化程度，推动乡村振兴精准施策，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之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致力于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作为全国唯一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于2021年发布的《浙江省人才发展“十四五”规划》计划培育10万名高素质农民，着力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然而，现实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让引进和培育的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实效?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是，外来的政策企业家面对复杂的乡村治理环境，如何才能有效作为?因此，深入探讨治理结构如何影响政策企业家跨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而言，在乡村振兴的多样化情境下，不同治理结构如何影响政策企业家创新行动?关注这一问题，有助于在单一机制存在明显不足的背景下，更加清晰、合理地认知并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职能与角色(顾昕，2019)，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助力政策企业家创新行动，促进治理机制互补、嵌合、协同，为后小康时代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发展策略和实践框架。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基于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系统归纳并提炼既有政策企业家研究要素，从而构建起整体性的政策企业家治理结构分析框架，通过收集多个村庄的案例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尝试考察乡村治理结构对政策企业家跨界创新的影响机制，以期为破解乡村振兴战略选择中的“过程黑箱”问题贡献基于政策企业家微观主体层面的现实方案。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视角 (一)政策企业家及其跨界创新研究综述 政策企业家是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理论概念，其发轫于Kingdon(2003)的多源流理论，被定义为“愿意投入自身资源以推动其所偏好的政策实现的行动者”。Mintrom(1997)研究指出，政策企业家是“寻求发起动态政策变化的人”，并“试图为政策创新理念赢得支持”。Roberts and King(1991)强调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将其描述为“向公共部门实践中引入、转译和实施创新理念的个人”。Zahariadis and Exadaktylos(2016)研究显示，政策企业家是“连接问题、政策和政治的关键中介者”。Mintrom(2019)研究表明，“政策企业家，活跃于决策场所内外，致力于与其他人合作，促进政策创新”。中国学者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朱亚鹏和肖棣文(2014)将政策企业家定义为“注重个人观念、能力和政治技巧对推动政策变革作用”的关键主体。陈思丞等(2022)同样强调嵌入性组织中政策企业家的创新特征。由此可见，致力于创新是政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 微观分析是政策企业家研究的传统。这一研究取向强调对公共政策过程中“人”的关注，弥补了政策科学在新制度主义影响下，对政策过程中“人”的关注不足的问题。聚焦于“人”不仅有助于回应制度黏性及制度变迁的观点(Jarvis and He，2020)，也为原本“静态”的制度分析提供了新的“动态”视角，由此催生越来越多的历时性观察(谭爽，2019；陈思丞等，2022)。近年来，政策企业家研究逐渐呈现由行为主义范式向自成体系转变的趋势，即重点关注政策企业家的特征属性、活动功能以及行动性质等影响政策创新优劣的关键因素(赵琦和顾昕，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