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党中央一直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各种稳就业政策推动下，国内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速放缓、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整体就业压力。同时，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推进，劳动力供给结构与企业用工需求之间的错配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规模性失业、稳定并扩大就业规模是关乎民生的头等大事。 企业作为劳动雇佣的核心主体，在“稳就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需求属于派生性需求，任何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内外部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劳动雇佣决策[1]。具体而言，企业内部因素包括融资能力、生产规模、经营绩效、技术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等多个方面[2]。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如税费制度、劳动保护法律法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等，也同样对其劳动雇佣行为产生重要影响[3]。 随着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已有文献聚焦于单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探讨其理论内涵、影响因素以及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4]，改善企业财务绩效[5]，还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6]，从多方面对企业发展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从就业视角来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既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对传统就业模式构成挑战。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存在明显的技能偏向，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生产技术升级会增加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挤出部分低技能劳动力[7]。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引发企业组织架构与业务流程的变革，促进企业经营绩效与生产效率提升，从而扩大企业市场规模，进而增强企业就业吸纳能力[8-9]。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深化与应用，研究视角逐渐从单个企业拓展到产业链供应链层面。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内涵，使其从传统的线性结构扩展为复杂的产业网络，还通过增强产业链各环节的关联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10]。在这一背景下，上下游企业由于购销关系而形成的供求与资金联系，使其成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从而组成一个信息流动与扩散的经济系统[11-12]。该系统内部会因为特定企业的绩效改善而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产生正外部性，从而产生供应链溢出效应[13]。而数字技术的外部性和协同性特征，进一步放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使其更加显著和复杂。已有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多种供应链溢出效应，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企业的产出波动、ESG表现与碳排放产生非对称的影响[14-16]。从单向视角来看，已有文献集中在客户对供应商的影响方面，发现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的生产率、创新水平、绿色创新能力和投资效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17-20]。而研究供应商对客户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少。事实上，供应商对客户企业的影响具有特定的传导路径。一方面，作为供应链的起始点和关键供应端，供应商在产品创新、技术改进及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决策，都会对客户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市场表现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刺激作用，从而促使客户企业调整自身策略以适应供应商的变化[21]；另一方面，部分上游行业仍保持着一定的垄断属性，导致供应商在市场中占据着显著的优势地位。这种市场态势不仅影响供应商本身的经营策略，同时也会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的纵向传导机制，自上而下地对客户企业劳动雇佣决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综上，现有文献多从单个企业视角，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身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而忽视供应链的溢出效应。少有文献系统考察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对客户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对具体溢出渠道也缺乏深入讨论，且在供应链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是否并存仍需验证。因此，本文基于产业链供应链视角，深入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的传导机制影响链上其他企业的劳动雇佣决策，对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匹配中国A股上市公司前五大供应商与客户企业名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词频数据，考察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对客户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扩大客户企业劳动雇佣规模，这种供应链溢出效应通过资金效应、规模效应与竞争效应实现。随着常规任务强度提高，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对客户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扩大作用被弱化；当客户企业存在超额雇员时，该作用也被减弱；对劳动密集型的客户企业，该作用则更强。同时，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对客户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扩大作用在不同行业与不同地区的企业间更显著。此外，当客户企业为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与高生产率企业时，该作用更为突出；若其位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及东部地区时，扩大作用也更显著。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独特性。本文突破了传统的单一企业视角，从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联出发，聚焦“供应商—客户企业”的相对关系，系统考察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对客户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为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供应链溢出效应拓宽思路。第二，研究内容的独特性。本文深化了供应链网络中供应商数字化转型对客户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机制分析，主要从资金效应、规模效应与竞争效应全方位解构其溢出渠道，为深入理解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互动关系提供有益启示，揭示其在劳动雇佣决策中所引发的链式反应。第三，本文基于常规任务强度视角，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雇佣规模的供应链溢出效应，由此验证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在供应链视角下是否存在。 二、理论分析 为了克服供应链中断、市场需求波动等多重挑战，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加紧密。在供应链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溢出效应如何产生?本文将从资金效应、规模效应与竞争效应三个方面解构供应商数字化转型扩大客户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传导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