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5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指出，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稳就业处于经济工作的首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均指出，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均强调了就业优先导向，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数字技术的加速突破与应用，正在从多个方面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如何实现高质量就业以保障基本民生，夯实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基，成为一个兼具现实性与前瞻性的研究议题。 对标持续促进“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要求，数字经济加速渗透，使就业的“量”与“质”都面临新变化。在“量”的方面，数字经济降低了职业门槛，催生了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网络主播等新型就业岗位，扩大了就业机会。根据相关报告，2020年中国平台企业雇佣员工数为631万人①，预计2025年将会带动3.79亿人就业②。数字经济还为女性、农民工、高校毕业生、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提供了解决就业的新手段，2021年约有65.7％乡村群体和62.2％的本科以下学历群体参与到数字生态相关的工作中③，为中国就业带来新动力(Autor，2015；罗楚亮和梁晓慧，2021；林嵩等，2023)。但在“质”的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对稳定就业的影响则存在较大争议。数字技术进步引发“AI替人”“技术换人”“智能流水线”等劳动替代的担忧(Levy，2018；Acemoglu和Restrepo，2020；王文，2020；Wang等，2022；余典范等，2022；吴立元等，2023；王永钦和董雯，2023)。在现实层面，新一代数字技术对就业新形态带来了持续冲击。例如，“无人驾驶”出租车对网约车司机、送餐机器人对快递员等灵活就业岗位的替代效应引发了广泛关注。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下的非正规就业增长，更触发了就业保障缺失、劳动者权益受损等问题，存在扩大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就业鸿沟的潜在风险(余玲铮等，2021)。总的来看，数字经济对正规就业的影响成为本领域研究的重中之重。 现有文献对于数字经济促进正规就业的影响展开了积极探讨，但仍有三个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第一，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针对灵活就业、零工经济发展等就业创造展开了讨论，而对数字经济能否促进正规就业，则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提供经验证据。第二，现有文献分析了数字化背景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效率工资、搜寻成本等机制影响劳动者谋求正规部门工作岗位(Shahiri和Osman，2015；黄群慧等，2019；周烁和张文韬，2021)，但相关机制分析缺乏系统性，不利于综合研判。第三，现有文献对于数字化水平衡量进行了探索，但集中于利用城市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或个体层面互联网基本使用情况等信息(戚聿东和褚席，2021；赵新宇和朱锐，2022)。总体而言，囿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现有研究对劳动者数字化水平的衡量，亟需在颗粒度、完整性等方面加以改善，且有待在微观劳动者个体层面深化因果识别。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China Household Digital Economy Survey，CHDES)，构建多维度、深层次的劳动者数字化指标(China Individual Digital Index，CIDI)，更为全面准确地衡量了劳动者数字化水平，呈现了数字经济影响劳动要素配置的基本事实。第二，本文系统探讨了劳动者数字化水平提升对其是否选择正规就业的影响，发现当CIDI提升1个标准差时，劳动者的正规就业概率将提升11.6％。在排除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然显著。本文还对劳动者数字化水平影响性别、城乡、劳动要素投入、用工单位性质展开丰富的异质性探讨，发现微观劳动者数字化水平均衡推动了不同性别、城乡不同性质用工单位间劳动者正规就业概率的提升，提高了体力劳动者的正规就业概率，为在新发展阶段以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三，运用CIDI，本文从微观实证视角发现劳动者数字化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机制，提高其选择正规就业岗位的概率，从而更为精细地呈现了劳动者数字化水平提高所具有的促进正规就业效应。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说 与本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劳动者数字化水平的测度，数字经济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影响就业形态的方向及其机制。 (一)劳动者数字化水平的测度 在数字化水平的测度方面，现有文献呈现出从单一度量指标向复合度量指标拓展的趋势(见附表1-1)④。Acemoglu和Restrepo(2020)较早利用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实证探究了美国各行业机器人渗透对失业率和工资的影响。基于该研究，部分文献利用试点实施政策、城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等指标衡量方法，讨论了区域或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宏观就业的影响(王林辉等，2020；张勋等，2023)。但上述文献对区域或企业层面的数字化度量并没有形成统一、系统的标准。在微观个体层面，随着CFPS、CMDS、CGSS等数据库逐步纳入个体数字使用情况的调查。例如，CFPS调查中“是否使用互联网”，CMDS数据库中“是否通过互联网找到目前工作”，CGSS数据库中“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使用频率”等，提高了微观数据的可得性，成为评估个体或家庭数字化水平的重要依据。但是，这些指标仍相对单一，已经不足以充分、精准地衡量个体或劳动者数字化情况。为解决单一指标衡量方法的不足，在区域层面，柏培文和张云(2021)构建了包含数字产业、数字创新、数字用户、数字平台的综合指数，为全面测度域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提供参考；在个体及家庭层面，潘明明等(2021)采用“是否使用互联网+使用频率+使用时长”多指标衡量劳动者数字化水平。黄阳华等(2023)利用开展微观家庭的数字经济调查，使用5个二级维度指标、19个具体指标构建了相对综合的个体数字化指标，为本文度量劳动者数字化水平提供了直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