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发挥各类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惠民保”是以“一城一策、低保费、低门槛、高保额”为特征的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采用“政府参与支持、商业保险承保、居民自愿参保”的政商合作运作模式①，旨在提高民众对重特大疾病风险的抵御能力，增强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全方位保障能力。“惠民保”经过多年发展，在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和切实补充人民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显著发展成果。截至2023年末，全国共有30个省份173个地区推出共计243款“惠民保”产品，累计1.68亿人次参保，保费约190亿元。②其中，新增产品27款，迭代产品139款③，但依然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健康体因未能从“惠民保”产品中获得持续的利益而不断退出，商业保险公司的利益保障不足导致部分产品停售④，致使“惠民保”发展陷入“死亡螺旋”困境；另一方面，总体参保率偏低和逆向选择的风险也对“惠民保”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构成威胁⑤，致使其难以满足“普惠”要求。鉴于此，深入研究影响“惠民保”参保率提升的因素体系，对于推动“惠民保”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惠民保”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通过借鉴新加坡⑥、美国、英国⑦等国的政商合作商业医疗保险运作模式，探寻对我国“惠民保”改革发展的有益经验与积极启示。第二，聚焦“惠民保”产品设计本身特性。通过损失分布法构建保费测算模型探究“惠民保”的免赔额和保障额度，优化现有待遇方案⑧或测度其保障效果，并分析对减轻高额医疗费用患者经济负担的作用⑨。第三，探索“惠民保”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主张“惠民保”应是以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坚持“普惠性”和平衡“价值性”与“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⑩，或主张从价值、支持与能力三个维度(11)。从整体性治理视角探索政府支持发展治理模式(12)。第四，探究“惠民保”参保现状和影响因素。一方面，探究“惠民保”的发展现状。通过百度搜索指数、资讯指数、地区分布等数据来分析“惠民保”的社会关注度以及时间、空间及人群分布状况，分析公众对“惠民保”的关注和需求(13)，厘清“惠民保”发展现状(14)。另一方面，以实证分析“惠民保”的参保意愿或者关注度等主观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通过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分析个体认知水平与参保意愿关系(15)，利用logistic回归和CHAID决策树模型分析参保意愿主要影响因素(16)，以及基于实地调研的“惠民保”购买意愿的研究(17)，另有研究从组态视角对“惠民保”参保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18)。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惠民保”发展进行诸多积极有益探索，为全方位认识“惠民保”发展机理和探索“惠民保”发展优化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然而，“惠民保”的发展作为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其影响因素复杂而多变，受到经济、社会、制度、技术等多维度下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现有研究更多从不同细分视角为切入点，着重聚焦于“惠民保”的某一方面特性的研究，缺乏从结果导向出发的整体性视角对“惠民保”的全面高质量发展作用的研究。对此，本文将致力于从结果导向出发，以复杂性理论为基础，构建“制度—技术—环境”(system-technology-environment，STE)研究框架，综合分析影响“惠民保”发展的组合要素及其作用机制，探寻提高“惠民保”参保率以实现“惠民保”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本文的创新点如下：利用复杂性理论，构建基于STE的“惠民保”参保率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丰富了研究提升“惠民保”参保率内在逻辑机制的理论内涵。本研究采用组态分析方法，克服了单因素分析的局限性，揭示了影响“惠民保”发展的多要素互动复杂运行机理和组态效应，为促进“惠民保”发展提出系统全面且切实可行的方法路径。 一、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分析框架 复杂性理论用于社会领域复杂问题的解释和研究(19)，源于自然科学的复杂性范式，系统阐释现象的不可还原性、非线性、自组织性以及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强调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变化。(20)“惠民保”作为一种地市级补充医疗保险方案，其参保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仅包括制度设计本身，还涉及技术手段的应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其参保率成为一个复杂的涌现现象。 在复杂性理论框架下，“惠民保”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一项创新性制度安排，本质上是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在结构缝隙中涌现的“适应性中间层”，承担着从基础保障向个性化补充过渡的重要功能。它依托政府信用背书与市场运营机制的结合，旨在实现对基本医保的有效补充，缓解大病保障不足和保障缺口问题。然而，其发展面临多重系统性困境：第一，“惠民保”在参保机制上高度依赖自愿参与，易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风险池结构不稳定，保障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第二，在数据与规制层面，社保与商保系统间存在数据壁垒与制度隔阂，限制了精准定价、理赔协同和效率提升；第三，产品定位模糊，保障责任与保障水平在“普惠性”与“盈利性”之间难以平衡，群众预期与商业逻辑之间存在张力；第四，统筹层次和政策支持力度不一，在缺乏强制性参保机制的背景下，参保率难以有效提升，保障效能未能完全释放。从复杂系统视角看，“惠民保”的困境本质在于各子系统间耦合机制不健全、规则传导存在摩擦。要实现其补充功能的持续发挥，需在政策设计层面推动数据互通、规则协同与激励机制嵌入，从而提升系统的整体适应性和稳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