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推行个人养老金制度。截至2024年6月，全国先行城市(地区)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人数约6000万人，仅为应参保人数的5.6％[1]。从先行城市的试点效果来看，个人养老金参保率和投资率极低，居民有限参保削弱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施效果和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效果。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支付压力加大、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制度覆盖面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拓展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覆盖面，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是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关键[2]，研究个人养老金购买行为制约因素是进一步优化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前提条件。 作为居民经济保障的重要工具，既有研究认为，替代投资品回报率构成个体是否选择购买个人养老金的重要竞争变量[3]，银行存款的确定性收益、股票与基金市场的高预期回报均可能分流个人养老金投入；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核心激励手段，其设计模式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吸引力存在差异，合理优化政策可有效提升参与率。产品特性层面，投资收益率与风险匹配度直接影响产品吸引力，带有保底收益的产品能显著减少风险厌恶型群体的参与顾虑，而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封闭性所带来的流动性约束，则成为制约部分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购买的关键障碍，允许特殊情形下灵活支取的制度设计可缓解这一问题[4]。此外，养老规划意识的强弱对购买行为具有先导性影响，主动计算养老费用的家庭参与概率显著更高[5]；金融知识可以使居民对风险做出正确预判，减少对风险的排斥，提高风险偏好程度，从而激励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3]。政策稳定性[6]、退休年龄调整[7]、宣传推广力度[8]则通过影响公众信心与制度预期，间接作用于个人养老金购买行为。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将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决策视为独立于社会联系的孤立决策，个人高度的社会属性及其互动关系未得到充分关注。 现有研究分析了不同社会资本类型对参保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社会资本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网络及附带资源[9]，结构型社会资本通过拓展个体的社会网络与组织参与渠道，从信息可得性与行为参照性两方面影响参保决策。一方面，社会网络通过同伴决策和保险知识传播降低个体的决策不确定性，参保意愿会显著提升[10]。另一方面，组织参与度高的个体，当所在单位发起个人养老金集体参保活动或社区中参保率较高时，个体为融入群体、获得社会认同，会更倾向于跟随参与[11]。但需注意，结构型社会资本的正向效应存在阈值，若社会网络中多数成员对个人养老金持负面态度，密集的负面信息传递反而会抑制个体参保意愿，形成网络负外部性[12]。认知型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规范是个体克服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不确定性与制度信任顾虑的关键。从信任维度看，对政府政策稳定性信任程度提升，可显著减少个体对制度风险的担忧[13]；而对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提升，则会缓解其对投资风险的恐惧[14]。社会关系网络中多数成员的风险耐受程度会影响个体，若社群中普遍认为个人养老金的长期收益能覆盖短期风险，个体的风险感知会向群体风险感知的平均水平靠拢，进而接受产品风险[15-16]。从规范维度看，养老责任共担的社会规范会强化个体的参保动机，若个体认同“个人需主动规划养老，而非仅依赖公共养老金”，则更易将个人养老金视为必要投资，而非可选支出[17]。 综合现有研究可见，社会资本已被证实是影响个人养老金参保行为的重要变量，但仍存在三方面待补充的研究空白：一是多聚焦单一类型社会资本，而个人养老金购买行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与社会认知中的社会性决策，缺乏对社会资本作为整体的作用分析；二是对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多集中于信息不对称缓解路径与风险认知路径，对受益预期和同群规范路径的验证不足；三是多使用国内二手大型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但这些基于非特定研究目的数据，没有对社会资本以及关键作用机制变量进行有效测量。基于此，本文利用对先行试点城市西安市607个居民的网络问卷调查数据，研究社会资本如何推动居民个人养老金购买行为，可能的边际贡献是：其一，通过使用因子分析从结构性与认知性两个维度测量社会资本，捕捉从信息获取到信任建立的过程影响，全面反映社会资本对个体个人养老金购买行为的影响；其二，构建社会资本影响居民个人养老金购买行为的多重中介理论模型，准确识别和比较分析社会资本通过收益预期、同群规范、信息共享影响居民购买行为的多重中介效应，提出破解居民有限参保困境的进路选择，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全面实施提供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社会资本依然是我国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和特征，影响着我国居民的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市场主体在参与经济活动时，需付出非生产性成本以完成交易，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搜寻成本、谈判决策成本与监督履约成本。当交易成本过高时，即使交易本身能带来长期收益，主体也会选择放弃交易[18]。个人养老金是市场运营的、自愿参与、有税收激励的制度，其制度交易成本直接制约购买行为。其一，不懂规则或者不知如何操作等信息搜寻与理解成本的存在，可能造成居民放弃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由此形成信息壁垒型退出；其二，信任与风险感知成本过高时，居民因不信任制度或害怕风险而拒绝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由此形成信任缺失型退出；其三，决策与执行成本过高时，居民因决策困难、流程烦琐而放弃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由此形成操作障碍型退出。因此，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是推动居民购买个人养老金的必要条件。 社会资本的核心属性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与规范，能为个体带来实际收益[19-20]。结构性社会资本本质是发挥资源供给作用[21]，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可传递政策动态、产品推荐等广谱信息，强关系可提供个性化购买经验，直接降低信息搜寻与理解成本[22]，社会网络中的成员可提供执行支持，如子女帮父母完成线上开户、亲友指导缴费操作，从而解决居民操作障碍，直接降低决策与执行成本。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本质是减少不确定性的社会机制，可直接降低信任与风险感知成本。一方面，较高的普遍信任度使居民相信政府不会随意调整个人养老金规则，政策变动风险带来的信任成本更低；另一方面，若居民所在社区、单位形成“参与个人养老金是理性的养老选择”的集体规范，参与成为群体中默认的合理选择，不参与自然会被归为缺乏长远考量的非理性行为。此时个体会遵从集体规范做出参与选择。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