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1]202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2]。教师作为教育之基，承载着重大战略价值，“强师”已成为当前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开展高质量“强师”实践的关键环节在于追问“师是什么”，即追问“何以为师”这一根本问题。从哲学视角看，关于“是什么”的本体论追问是构建实践逻辑的根基，它决定了实际行动的价值取向，内在地规约着方法路径与目标愿景。早在一千多年前，韩愈便在《师说》中对教师的角色特质进行了探讨：“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一经典论述历久弥新，为后世理解“何以为师”提供了思想锚点。当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道术相济”的角度出发，为“何以为师”提供了兼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实践遵循。[3]步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的演进脉络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交相呼应，教师主体与机器主体的交互日益频繁、深入，AI对教师的赋能作用愈发广泛。厘清AI赋能教师的元问题，探索AI赋能教师的创新路径，是智能时代推动实施“强师”行动的战略需要，是创新教师教育的现实需求，也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诉求。 一、本质解析：教师的三重困惑与AI赋能教师的元问题 尽管人们赋予了“何以为师”不同的时代意涵，但在真实教学语境中，它始终可被归结为教师面临的三重困惑：教什么、怎么教、教得如何。教师的三重困惑与AI赋能教师的元问题之间，存在同构异义的辩证关系：所谓同构，指二者本质上都是“何以为师”这一根本问题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同构性表达，共同指向教什么、怎么教、教得如何这三个核心命题；所谓异义，是因为相较于教师的三重困惑，AI赋能教师的元问题代表了一种由AI技术引发的非线性复杂困境，具有较强的技术特质。 （一）教师三重困惑的哲学阐释 教师三重困惑的哲学本质涉及知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知识论指向“教什么”，关涉知识稀缺问题；方法论指向“怎么教”，以方法贫困为现实表征；价值论指向“教得如何”，体现为教学实践中的评价困境。 1.知识论困惑：知识稀缺 作为哲学的分支，知识论旨在探究“知识的来源”“何种知识具有价值”等本原问题。[4]从知识论视域进行观照，“教什么”本质上是对知识的选择和价值判断，涉及知识内容与社会需要、个体需求的意义勾连。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对“教什么”产生的困惑主要源于“知识稀缺”问题，包括知识广度稀缺和知识厚度稀缺。 知识广度取决于知识的跨学科性、综合性及广博性。工业时代以来，对专门化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加速了知识分化，形成了以学科边界清晰、知识模块封闭为特征的传统学科知识体系。[5]这种“深井式”知识体系关注特定领域的纵深挖掘，缺少跨学科的横向联动，造成了知识广度稀缺的问题。师生的知识视野受到限制，教师无法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解释、传授学科知识，教学容易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学生无法在多学科知识内容之间建立深层联结，跨学科思维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薄弱。当既有的知识体系难以承载教育主体的现实需求，教师就会陷入知识选择的迷思，对“教什么”产生疑问。 知识的价值决定了知识的厚度。[6]在传统的学校教育中，教材和课程是常见的知识载体，[7]但新教材编写周期较长，课程内容的调整及新课程的增设也会耗费较多时间。这极大地制约了学校知识的更新速度，容易引发“知识时差”现象，即教师所教知识滞后于社会发展和学科前沿，学生所学知识与时代需求脱节。由此，知识的现实价值和使用价值被严重削弱，[8]致使知识厚度稀缺。面对快速迭代的知识洪流和不断变换的社会需要，教师必须快速锚定具有生长价值的知识内容，对“教什么”作出准确判断，这对教师的知识观和知识储备提出了严峻挑战。 2.方法论困惑：方法贫困 方法论体现了对实践方式的关切。[9]在教育领域，方法论的哲学本质是探索合目的、合规律的教育实践方式，“怎么教”指向优质教学实践路径的创设，关乎教学活动的设计、交互方式的选择和教学理念的转化，考验教师对教学方法的整体认知。教师对“怎么教”的疑问，暴露出自身教学方法贫困的尴尬，表现为教学设计依赖经验、教学交互逻辑单一及教学理念转化能力不足。 教育理论知识是教师专业知识的基础，[10]更是教师开展高质量教学的重要依据。然而，许多教师对系统教育理论知识的理解不够深入[11]，无法在理论知识与教学实践之间建立情境联接[12]。因此，教师对教学活动的规划主要依赖经验本位的主观判断，教学设计多停留在经验模仿而非理论自觉层面。这种经验导向的教学设计限制了教学方法的创新与优化，极大地阻碍了教学效果的提升。 建构主义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表明，教学过程是师生在社会互动中共同构建知识的过程，[13]且社会互动包含个体在行为、情感、认知层面的多重交互。在传统教学活动中，集体教学的划一性和教师精力的有限性导致师生互动多处于知识授受层面，缺少思维和情感上的深度沟通。[14]这种单一的交互逻辑不仅会影响知识建构，还不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15]如何深化教学交互逻辑、改善知识建构环境，成为教师思考“怎么教”时需要明确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