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新华社，2019)。人工智能正在从单一领域的智能走向初步具备跨领域智能的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那些能够撰写报告、生成代码、进行多模态创作的智能系统，已从科幻作品中的幻想，演变为我们桌面上的真实生产力工具。这场技术革命在给人们带来效率提升的兴奋之余，也催生了一种普遍而深刻的时代焦虑：当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超越人的时候，我们作为人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长久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都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固的基石之上：不断掌握特定领域的知识与技能，是个人实现社会价值的主要路径。当前的教育依旧是工业时代所建立并延续至今的样态，其目的正是为了规模化地培养掌握标准知识与技能的劳动者。这种将教育工具化、技术化、标准化的倾向，导致了教育主体性的缺失(Biesta，1994)。近五十年来，不少技术的突破都被寄予厚望，期待其对教育产生“革命性”影响，但面对教育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很多预测的变化并没有真正到来(任友群等，2015)。人工智能如果能有进一步突破，并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通用人工智能，将产生一系列革命性影响(江晓原，2017)。这一正在发展的进程，迫使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既根本又急迫的问题：在“是什么”和“如何做”都能够部分外包给机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赫伯特·斯宾塞(Spencer，H.)所提出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并进一步追问：“怎样学习最有价值的知识？” 一、知识价值的历史性变迁 (一)融于生存：原始时代的整合性知识 在原始社会，知识并非一个独立的范畴，而是以与生存、生活、社会融为一体的形态存在。知识是经过辩护验证的、正确的且人们相信的信息(柏拉图，1986，pp.280-282)。这个时期，可以称之为知识的范畴是非常有限的，它们来自直接经验，并主要通过直接参与进行传递(韩震，2021)。原始社会的教育核心，在于传递集体生活所必需的实用生存技能和社会规范。知识的领域集中于参与劳动和适应周遭的环境。相比之后出现的一系列教育系统，这一时期的教育是非正式的，由部落中的年长者执行，并完全融入了生产、宗教、生活等一切活动之中。 在当时，知识传播的主要媒介是口头语言和身体示范，以及极少量用图形化的方式记载的知识，这使得知识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极大限制。即使是人类最早的抽象知识，也与生存的物质基础(如土地的丰饶、水源的远近)紧密相连。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资料为公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了知识的公共性和实用性，这一基本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原始社会的知识尽管非常有限，但具有整体性。教育与生活之间不存在过多壁垒，学习与生活本身高度重叠。这种原始的整体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当我们审视后续接踵而至的时代发展时，教育所教授的知识将逐步与其应用场景相剥离，大量经验性知识将抽象为理论与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观存在钟摆式的回潮，这正是对一种失落的知识整体性的回归与重构。 (二)定于秩序：农耕时代的制度化知识 随着定居形态的农业出现，知识的重心转向生产劳动、土地耕种，以及更复杂的社会管理。知识存在于以历法、制度、规则为主体的体系中，其核心功能是维护社会与生产的新秩序。农耕时代的知识体系旨在保障生存与文明的延续。这一需求催生了如“二十四节气”这样精密的知识体系，它将人们经大量探索形成的经验性知识进一步分类、归纳与概括，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原则。在农业富足的基础之上，维系社会秩序的“礼”与“法”的知识体系得以建立。在此背景下，如中国建立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科举制度，成为制度化的知识选拔体系，为社会阶层流动提供了主要途径。通过科举，特定的知识体系被确立为通往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关键，这一途径持续了1300年(刘海峰，2000)。尽管此时西方国家并没有采取相类似的教育制度，但是同时期的教育同样呈现出高度集中化的特性。 然而，农耕时代的知识体系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创造社会稳定、可预测性与共识协同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功本身也导致了一种僵化、等级森严且缺乏创新活力的结构。作为当时教育系统典型制度的科举，其考核内容也局限于对古代经典的掌握程度。这一切共同构建了一个高度优化于自我稳定控制的系统之中，但在巨大冲击面前也因此变得极其脆弱，难以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变革。这一时期的教育体系对秩序、道德、伦理的侧重，远高于对实证经验、技术工具、科学探究的关注，最终导致文明的发展受到束缚。这段历史警示我们：任何一种主导的知识范式，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牢笼，在提供内部稳定性的同时，也削弱了其应对外部质变的适应能力。这提醒我们，过度优化当今被重视的技能，也可能会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埋下隐患。李约瑟(Needham，J.)曾提出一个难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李约瑟，1990，pp.1-2)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谁能更好地判断并掌握“最有价值的知识”，谁就能更顺利地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对比亚洲而言，欧洲在农耕时代的末期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思想解放。以“理性”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猛烈冲击了神学、经院哲学对知识的束缚，开始倡导个人自由、批判精神和科学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