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布局的百年竞逐与中国进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小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88);张明广,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济南 250014)。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教育科技人才统筹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面临着“外源化”的历史课题,还肩负着“内生化”中国实践的时代使命。回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发展的百年历程,其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布局与制度选择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甚至是社会危机。在工业化阶段,科技进步提升了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人才的需求,提高了薪资,教育发展则提供了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人才,有助于平衡薪资溢价。在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阶段,教育发展逐步滞后于科技进步,导致收入及贫富差距急剧恶化。立足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战略需求,跨越科技成果与应用之间的鸿沟,我国须进一步强化布局的自主性、前瞻性、安全性、普惠性。锚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当下及未来的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布局中,我国既要继续强化未来导向的科技探索和战略导向的技术攻关,也要增强推进产业导向的应用研究,通过筑牢教育强国根基,构建面向“人人”的人才培养体系,率先形成体系化比较优势,疏解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痛点、堵点,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释放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倍增效应。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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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科技、人才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三者之间有机结合、良性循环、一体推进,能够形成推动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倍增效应。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概览各国教育、科技、人才强国战略,其既因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文化价值取向而展现出不同的发展图景,又遵循了普遍规律。[1]

  当前,西方教育、科技、人才强国模式呈现出精英化、阶层化、垄断化的发展趋势,教育、科技、人才供需关系亦同步演变为失配、错配,社会发展成果为少数人享有,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竞争态势日益激烈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的叠加复杂态势,加快构建内生式创新体系,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已成为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传统依赖技术引进的发展模式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创新动能不足等挑战,主要表现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升级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破解“外源化”历史课题,①关键在于探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自主发展的良治善治之策,通过镜鉴国际经验,力避历史弯路,以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并让发展成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鉴于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互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2]本研究尝试以贫富差距为因变量,以教育、科技、人才为自变量,探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阶段贫富差距产生的问题根源和内在机理,以期为我国共同富裕下以“内生性”“自主性”为特征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强国发展之路提供有益借鉴。

  一、教育、科技、人才供需匹配的生成逻辑

  在经济学研究中,收入差距被视为一个动态的经济指标,贫富差距则是一个反映存量差异的经济指标,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积累会转化为贫富差距。但无论是收入差距还是贫富差距,其形成主要源于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异质性及其对生产要素的掌握程度。[3]因此,在收入差距的产生机理中,劳动者是生产要素中人的要素,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看教育的供给;而物的要素及其结合的要素则指向了技术,伴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技术作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要素,其产生的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收入差距的变化。[4]因此,在影响收入差距的生产要素中,科学与技术剥离开来,原因在于科学是以认识的形态存在,是由实践向理论转化的领域,揭示客观过程的规律,而技术则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态而存在,是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领域,是知识形态与物质形态的有机结合。[5]技术与科学相比较,技术变革更直接作用于收入差距的变化。因此,后续研究将科学技术与教育、人才的供需关系进一步聚焦在技术与教育、人才的供需变化上(见图1)。

  

  图1 教育、科技、人才供需匹配的生成逻辑

  (一)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与技能偏向性

  在经济活动中,收入分配始终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议题,特别是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全球主要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是当前东西方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人工智能牵引下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席卷全球,由此可能引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梳理技术进步与收入差距的有关研究文献,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提出的技术偏向性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偏向型、劳动偏向型以及中性技术进步型三种类型,技术进步呈现出一定的偏向性,而非中立。[6]

  20世纪下半叶,关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主要聚焦在劳动内部的技能水平差异,即在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上。[7]后续研究者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技术进步的偏向性特征进行了比较精确的量化分析,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认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推动了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持续增长,进而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分化,并扩大了收入差距。[8]此外,詹姆斯·贝森(James Bessen)也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的技术进步展现出技能的偏向性特征。[9]研究者一致认为,技术进步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较于低技能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在面对新技术时往往能更快地适应,且所需成本更低。一旦高技能劳动者成功适应新技术并投入到生产中,他们通常能以更高的生产效率工作。与此同时,低技能劳动者可能仍处于适应阶段,这导致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而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则可能下降,从而加剧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上,斯蒂芬·德卡尼奥(Stephen Decanio)提出,为对接自动化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企业与劳动力市场均致力于通过职业培训及继续教育等手段,增强员工的专业技能,此举对于提升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具有积极影响。[10]格奥尔格·格雷茨(Georg Graetz)则总结道,自动化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有效协作能够显著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高技能劳动力通常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他们很可能会要求更高的薪酬,这将导致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上升。[11]研究者普遍认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倾向于增加产品生产中边际资本与边际劳动的比例,从而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来改变收入分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技术进步如何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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