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多次地方考察中反复强调要“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凸显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战略意义。大力发展未来产业，是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并在工信部高新技术司专门设置“未来产业处”，将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正式纳入国家层面予以部署与推进。“自下而上”的探索创新与“自上而下”的规范指引之间双向融合互促是我国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作为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是最适合产业政策的领域之一，其产业政策具有独特功能，扩散呈现鲜明特征，蕴含着创新发展的方向。 当前，围绕未来产业的研究日渐丰富，主要从内涵、特征、意义、制约、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一是关于未来产业的内涵。未来产业是由科技创新驱动、处于技术和市场都不成熟阶段的前瞻性新兴产业[1-2]，具备科技和产业的双重属性[3]。二是关于未来产业的特征。未来产业具有较强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具有正外部性。[4-5]三是关于未来产业发展的意义。未来产业对经济体系与社会变迁有战略性、关键性、支撑性和引领性作用[6]，未来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会影响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7]。四是关于未来产业发展的现实制约。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发展，面临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要素市场尚不完善、领域监管模式亟待创新等问题[8]，缺乏国家层面的综合性战略布局、缺少专项资金规划支持、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健全等[9]。五是关于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鉴于未来产业具有的系列特性及在国际国内发展中的作用地位，决定了其必然成为各国产业政策密集投放的领域。[10]作为“明天”的新兴产业和“后天”的主导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壮大需要有别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现有产业政策应转向更加重视竞争、注重方向引导、强化基础研究、突出市场拉动、鼓励多元试错等。[1]与此同时，未来产业发展可分为基础研发、小试中试以及产业化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其所需政策措施也不尽相同[11]，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应兼顾技术推动与需求拉动，并结合未来产业的不确定性特征选择政策工具、支持范围和力度[4]，研究制定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政府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采购政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12]，并考虑创新要素识别、创新主体协同和创新环境优化等方面的政策设计和政策供给[6]。 产业政策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未来产业的产业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研究方兴未艾。然而，聚焦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以及基于未来产业特性的产业政策内涵、功能、扩散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进而为未来产业的产业政策创新提供方向启示。本研究围绕“政策内涵—主要功能—扩散特征—创新方向”的逻辑脉络展开，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拓展和丰富：一是基于已有研究的不同维度和视角，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视角探讨了产业政策的主要内涵，是对已有产业政策内涵的丰富和拓展。二是基于产业政策内涵的“三位一体”视角，结合未来产业的特征要求，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产业政策主要功能。三是产业政策的功能在扩散交互作用中得以深化，故本文运用LDA模型的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分析比较了35份促进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文本，认为未来产业发展政策的扩散呈现为源起先发性、速度差异性、圈层结构性、内容地域性、机制交织性等特征，可为促进未来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创新提供有益思路。四是未来产业的政策创新需处理好发展长期性与演进阶段性、相对稳定性与动态适配性、扩散交织性与因地制宜性、单一政策目标异质性与各类政策取向一致性等辩证关系，以提升未来产业的产业政策有效性。 二、未来产业的产业政策内涵与主要功能 很少有经济政策像产业政策这样广受经济学家质疑，而政府依然大量使用，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关注兴趣下降和过早预测会消失的产业政策，重新又回到了大家的视线，有很多动向可以表明产业政策正在“Rebirth”[13]，这与近年来受到高度关注的未来产业发展密不可分。 (一)基于“三位一体”视角的产业政策内涵 产业政策的思想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有关制造业的财政部部长报告》[14]，第一次系统提出幼稚产业论，而幼稚产业保护论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一书中。最热衷于使用幼稚产业保护战略的恐怕是美国——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保罗·巴路殊曾经把美国称作“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事实上，所有当今发达国家在赶超时期都采取了干涉主义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以促进幼稚产业的发展。[15](P38) 产业政策概念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新古典主义、发展型政府、新保守主义等理论，其内涵与外延伴随时代发展而有新的变化，从基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保护型产业政策到倡导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型产业政策，再到出于减缓气候变化、维护国家安全等的复合型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的阶段性变化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步，大致描绘了当今发达国家在赶超时期与当前时期实施产业政策的目标全图景。国家发展目标的阶段性以及服务国家阶段性目标的产业政策，决定了其必然具有阶段性与选择性的固有属性。在有限的资源配置与阶段性主要发展目标的权衡中，政府部门“注定要选择”，当选择是有意识作出的时候，结果就是在实施产业政策。[16]然而，国家目标是立体多维的复杂系统，必然需要立体多元的产业政策来适配，并非简单地用某类产业政策，这种简单对立的产业政策思维或许与经济复杂系统的多元政策需求相悖，比如近年来发达经济体重拾让很多学者质疑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不得不让人反思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时代变化与功能作用、潜在影响，归根结底或许需要对产业政策内涵的本源进行再思考再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