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间换空间：超时工作与家庭消费行为的适应性

　　一、引言

　　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目标，规范劳动用工行为，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是提高就业质量的关键举措。2025年3月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依法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导致“996”工作制等加班文化盛行，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其非法性，但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的数据，2019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6.8小时，显著高于同期美国的35.9小时(2020年)、英国的35.85小时(2020年)，也高于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37.8小时，2019年)和韩国(38.67小时，2020年)。现有研究揭示了超时工作的多重负面影响：微观层面包括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Haines等，2012；Johnson和Lipscomb，2006；徐海东和周皓，2021)，加剧工作—家庭冲突(DiRenzo等，2011)、阻碍人力资本投资(Blackden和Wodon，2006)、影响工人的饮食和体育活动(Kalenkoski和Hamrick，2013)、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吴贾等，2019)和营养状况(Seymour等，2019)。宏观层面则表现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宣扬和武凯文，2023)等。然而，关于超时工作对消费行为影响的研究还不太丰富。

　　“十四五”规划强调消费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性作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随着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新技术的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发生着巨大转变，特别是新冠疫情不仅使有形的网络购物规模加快扩容，还激发了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在线医疗、数字文娱等服务类线上消费模式迅速发展。然而与此同时，线下消费却增长乏力。图1实线展示了2018-2023年网上零售额与线下零售额增速的变动情况，除2021年疫情之后线下消费的报复性增长外，其余年份网上零售额增速均高于线下零售额增速。图1虚线展示了网上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从2018年的23.64％稳步增长至2023年的32.72％。

　　

　　图1 2018-2023年网上零售、线下零售现状

　　资料来源：各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家庭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正经历系统性转变。这一现象背后的驱动机制为何?是否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竞争和超时工作模式存在关联?现有文献主要聚焦时间约束对旅游消费的局部影响(张旭昆和徐俊，2001；王琪延和韦佳佳，2019)，却鲜少探讨超时工作对整体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相关实证证据尤为匮乏。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线上消费方式的消费者选择模型，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尝试回答超时工作如何影响家庭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这一问题。在识别策略方面，本文手动收集了省级层面发布的鼓励2.5天弹性休假政策相关文件信息作为准自然实验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本文研究发现，超时工作显著改变了家庭的消费方式，即工作时间越长，家庭线上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增加，家庭线下消费所占的份额减少，对户主为中年女性的家庭以及户主从事“非常规认知型”职业的家庭影响更为显著；同时，超时工作会降低家庭服务类消费品的消费，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对户主为男性、中青年家庭的影响更为显著。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文章在传统的消费—闲暇模型中引入了线上与线下消费的区分，将时间成本差异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了更贴合数字经济时代特征的模型。这一扩展揭示了超时工作通过时间约束影响消费渠道选择的机制，弥补了现有文献对消费方式替代效应的忽视。第二，现有文献多关注超时工作对消费总量或结构的局部影响，而本文首次探讨了线上消费作为家庭应对时间压力的适应性行为，揭示了线上消费快速增长背后的劳动力市场驱动因素。第三，本文提出超时工作会抑制服务类消费，阻碍消费结构升级，这一发现为理解中国消费升级的瓶颈提供了新视角。第四，本文利用省级2.5天弹性休假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有效缓解了内生性问题。政策冲击的弱效应设计(非强制性)反而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表明研究结论可能是实际效应的下限。

　　二、文献回顾

　　工作时间对消费的影响研究源于Becker(1965)开创性的时间配置理论，该理论将家庭视为同时进行生产与消费决策的基本单位。这一范式推动了大量关于时间—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如Owen(1971)证实休闲时间与娱乐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Abbott和Ashenfelter(1976)发现住房、交通和其他服务需求与非市场时间呈互补关系，而耐用品需求和非市场时间呈替代关系。Blundell和Walker(1982)进一步验证这种互补性普遍存在于各类服务消费中。Eichenbaum等(1988)发现休闲时间对服务需求存在显著的负向滞后效应。随后，研究视角转向时间配置与消费不平等的关联机制。Aguiar和Hurst(2007，2009)指出休闲时间在性别间、教育程度间的不平等日益增加，这一现象与消费不平等加剧相匹配。Han等(2020)发现消费少的家庭闲暇时间更多，提出将时间和消费(而不仅仅是消费)共同作为衡量经济福祉的标准，可以减少不平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