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2008年中央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地方政府同步开始大规模举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受限于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政府不能直接通过发行政府债券进行融资，从而选择借助融资平台举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大幅扩张，同时伴随的潜在风险也不断累积，中央监管逐渐从宽转严。以2015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为标志，中央陆续采取了剥离融资平台融资职能、允许地方政府限额内发债等措施，强化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监管约束。由于政府发债限额约束严格，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等渠道违规举债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刘学良，2021)。 在此背景下，地方融资平台虽在名义上独立运营，但地方政府常通过财政补贴、土地注入或承诺函等方式对其提供隐性信用支持，导致市场普遍认为城投债具有“刚兑”属性(罗荣华和刘劲劲，2016)。这种机制降低了市场对城投企业风险预期，使得城投债定价与基本面背离(钟宁桦等，2021)，助长了城投债规模的无序扩张(马文涛和马草原，2018)。根据Wind数据统计，我国城投债余额从2016年年末的4.37万亿元攀升至2023年年末的11.25万亿元，在加强城投平台债务管理的背景下，城投债的风险逐渐显现，部分地区政府债务率接近警戒线。 城投企业作为政府举债融资的主体，其财务风险主要涉及债务偿还能力和资金供给不稳定等方面。由于城投企业通常需要大量借债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投资，企业债务规模庞大，甚至存在过度负债问题。城投项目需要长期资金支持，而政府财政预算的波动性和项目资金的不确定性导致资金供给不稳定。城投企业存在投融资的期限错配问题，面临采用短期负债投资长期资产、高利率负债投资低收益项目的情况。城投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低，债务规模的无序扩张将导致风险不断累积，一旦出现违约，将对社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的基本面不断恶化，信用评级未能同步反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张广婷等，2021)。以地方政府债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值衡量地方债务率，贵州省2024年债务率高达376.38%，位居全国第二，地方债务风险突出。截至2025年4月30日，根据Wind统计数据，贵州省城投债共有260只，其中AA评级及以上债券合计143只，占比超过50%。评级机构持续给予城投债高评级，忽视城投企业自身财务恶化的问题，投资者则盲信城投债高信用评级、风险意识薄弱。当违约风险终于全面暴露时，企业和投资者都将蒙受更大的损失。 2022年12月30日，遵义道桥公告称，公司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探索研究存量银行贷款重组工作，涉及债务规模155.94亿元。按照重组协议，重组后银行贷款期限调整为20年，利率调整为3.00%/年至4.50%/年，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后10年分期还本。作为贵州省最大的城投发债企业，遵义道桥此份公告“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债务化解方案涉及债务规模、债务展期长度都堪称前所未有，给金融市场敲响了警钟：城投债务并非“刚兑”。 基于以上情况，本文通过厘清遵义道桥银行贷款展期20年的案例，探究其背后风险累积的原因、解决方案及潜在影响，以期为我国化解地方城投债务问题提供借鉴参考。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一)文献综述 1.政府隐性担保和债务风险 隐性担保是指政府或相关机构虽未通过法律合同或正式文件明确承诺，但市场普遍预期其会在企业面临债务违约风险时提供救助或兜底的一种非正式信用支持。大部分城投平台的第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是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同时承担着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当城投平台面临较大偿付压力时，地方政府职能中隐含着应当承担的责任(钟宁桦等，2021)。因此，市场普遍预期地方政府会对城投平台提供救助、进行兜底(Bai et al.，2020)，城投债借此形成了“城投信仰”(徐军伟和毛捷，2024)。隐性担保使投资者对风险的容忍度提高，降低投资者对城投债券违约后损失的预期，从而降低企业债券融资成本(Chen et al.，2010；罗荣华和刘劲劲，2016；梁上坤等，2024)。 在此背景下，城投平台大幅举债融资却无破产之忧，城投债务产生“规模失控、范围失当和秩序失范”的突出问题(时红秀和王薇，2024)。已有研究表明，金额巨大、形式多样且风险关联复杂的城投债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重大风险隐患(徐军伟和毛捷，2024)。 一方面，城投债存在的价格机制失灵和资源配置扭曲问题累积了潜在金融风险(刘贯春等，2022)。一是在“城投信仰”下，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意愿往往被错误高估，导致城投债信用评级的有效性降低，城投债定价无法充分反映融资平台真实风险水平(曹婧，2023)。一旦隐形担保预期发生变化，城投债价格很可能出现显著下调，对金融市场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钟宁桦等，2021)，这不利于地方全要素生成率的提高(冀云阳和钟世虎，2022)。二是融资平台举债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债务融资规模产生“挤出效应”(Huang et al.，2020；梁若冰和王群群，2021)，降低其他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能力，导致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