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共产主义”(Cyber Communism)又译为“网络共产主义”，该概念由英国学者理查德·巴布鲁克提出，他在《赛博共产主义：美国人如何在网络空间取代资本主义》中强调，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美国正处于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①此后，保罗·科克肖特、马克西·涅托、叶夫根尼·莫罗佐夫、阿林·科特维尔等左翼学者将“赛博共产主义”的讨论范围逐渐聚焦于信息时代下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讨论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恢复计划经济，进而通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赛博共产主义”这一理论流派。 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步入数字信息时代，国外左翼学者从数字信息技术出发对社会主义进行思考，提出“数字社会主义”“交往社会主义”“赛博共产主义”等概念。国内有观点认为，“赛博共产主义”属于广义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②，实际上，与“数字社会主义”“交往社会主义”等理论相比，“赛博共产主义”有其独特的主张，这集中表现在其利用数字技术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从目前的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尚缺少对“赛博共产主义”的系统论证。因此，有必要对“赛博共产主义”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有助于了解国外左翼学者共产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把握数字信息时代下国外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动向。 一、“赛博共产主义”的出场背景 “赛博共产主义”的出场有其理论与现实的背景。从理论背景来看，“赛博共产主义”延续了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从现实背景来看，对苏联计划经济实践的反思构成“赛博共产主义”的重要内容。“赛博共产主义”正是立足于20世纪末以来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与苏联计划经济实践的探讨和反思中形成的。 (一)理论渊源：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 “赛博共产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当时，苏联已走上了国家掌握生产资料、进行有组织生产的计划经济道路，并通过实施“五年计划”逐步推进工业化；而长期奉行自由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大萧条”之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开始显露。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与苏联经济建设成就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使人们开始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今天，凡是有影响的政党，都不敢公开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代表着万恶之源。”③ 虽然苏联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信奉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质疑社会主义的可行性。④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现代经济生活具有着极强的复杂性，而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废除了货币，就会缺乏客观的尺度进行经济核算，中央计划部门不可能在缺乏“货币”这一核算单位的条件下作出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决策，相反，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能够满足社会对任何经济组织提出的要求的唯一可以想象的社会经济形态”⑤。与米塞斯同处一个阵营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在理论上的可行性，但坚称其“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仍然是有效的，因为中央计划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⑥。哈耶克试图利用“知识论”论证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理性经济核算的困难性。他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知识分工”，即知识分散地由不同的个体所掌握，而且还存在着大量既分散于不同个体又难以进行表述与传播的“隐性知识”。在哈耶克看来，中央计划机构既无法完整掌握分散的知识，也无法准确收集“隐性知识”。换言之，中央计划机构难以有效掌握市场信息(如现有的生产条件、消费需求等因素)，而基于不完全信息(甚至错误信息)所作出的经济计划也必然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混乱无序。在哈耶克看来，价格可以很好地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在市场机制中，参与者只需根据价格的升降便可以作出相应的决策，而无须掌握市场中的全部信息。 针对奥地利学派对计划经济的批评，以奥斯卡·兰格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学者进行了回击。兰格在论战中提出了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又称“兰格模式”)。在“兰格模式”中，中央计划机构只需不断地根据需求调整供给，就能使产品的价格越来越接近于价值。具体来说：中央计划机构首先确定一个生产要素的初始价格，社会主义生产者根据生产要素价格确定最优的生产规模，并将所生产出的产品投入市场当中。一段时间后，中央计划机构将根据市场中的供求信息重新制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以调整投入市场中的产品规模，直到市场达到供求平衡为止。借助于兰格所构想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央计划机构最终能够寻找到某一产品的均衡价格并实现理性的经济核算。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计划部门难以及时捕捉瞬息万变的供需信息。所以，新自由主义者逐渐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之争中占据上风。 左翼学者提出的“赛博共产主义”可以看作是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之争的理论延续。他们延续了对奥地利学派的批判，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在当代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已经站不住脚了，而兰格等社会主义学者的观点由于当代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而显示出可行性。可见，“赛博共产主义”实际上属于兰格等学者的观点在当下数字时代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 (二)现实背景：对苏联计划经济实践的反思与当代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 对苏联计划经济实践的反思构成了“赛博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苏联模式在经济上的显著特征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五年计划”明确国家宏观的发展目标任务，并由中央计划机构来制定全国的生产与分配政策。在这一时期，苏联曾尝试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国家的经济规划当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由苏联科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在1962年提出的“OGAS”设想。“OGAS”全称为“全国国民经济核算、规划和管理信息收集和处理自动化系统”，其目的在于建立一套能够将信息从全国各地区进行收集并传递至中央计划机构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借助“OGAS”，中央计划机构能够根据从苏联各地区、各部门中所传递的信息来更好地进行经济规划。“OGAS”旨在服务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的“数字社会主义”尝试之一。⑦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计划经济走向了破产，“OGAS”设想最终也未能在苏联得到成功的实践。 “赛博共产主义”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崩溃进行了反思，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未能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这导致了苏联的危机”，“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技术发展到特定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在20世纪末才达到”⑧。随着21世纪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计算机已经具备了极强的运算能力，“赛博共产主义”注意到了网络技术这一重要进步，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应当充分利用这种先进的网络技术。从大数据在企业中的应用来看，一些大型购物与服务企业凭借着先进的数字技术，生产与销售越来越呈现出计划性的特征：诸如亚马逊(Amazon)、易贝(eBay)、优步(Uber)等大型企业，能够利用其所掌握的大量用户数据，精准地预测消费者的需求与偏好，从而更精准地为消费者提供商品与服务，更好地实现供需匹配，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生产与服务过剩的风险，同时也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激发了消费活力。这不免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数字技术能够在个别企业范围内实现如此精准的计算与预测，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否可以将这些分散的数字技术由中央政府所集中，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更大规模、更有计划性的计划经济呢?“赛博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对当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充满信心，认为数字信息技术将会是重启计划经济、通往共产主义的重要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