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回潮还是有限回归?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韵曦,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社会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英国工党曾经引领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传统左翼政党现代化转型的路径,而后陷入转型后的选举困境。2024年,英国举行正式退出欧盟后的首次大选,工党自2010年败选以来首次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从政党转型和政党竞争来看,这是工党务实调整、保守党执政危机和选举制度放大效应的复合作用,也是新自由主义遭遇挑战之后左翼政党的有限回归。面对政党转型的结构性矛盾和英国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工党缺乏理论创新和系统方案,选择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难以实现国家复兴的宏大目标和扭转欧洲左翼的衰退态势。


期刊代号:D3
分类名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复印期号:202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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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议会下院选举是英国正式退出欧盟后的首次大选,也是全球“选举大年”的重要事件。过去四次大选获胜的保守党遭遇近两百年来最严重的惨败,而工党赢得411个议席,大幅高于2019年大选的202席和单独组阁要求的326席,仅次于“新工党”时期1997年大选的418席和2001年大选的412席,相对于反对党的议席优势更是达到二战结束后的最高值。自2010年失去执政地位后,工党时隔14年重新胜选上台,是自身有限调整、政党格局演变和选举制度影响的结果,并非1997年“新工党”历史性胜利的重现,也难以开启20世纪90年代末“粉红色的欧洲”的左翼复兴。

  一、英国工党左转周期的政治理念和选举表现

  党内左右翼长期共存、相互博弈和交替主导是工党发展史的基本特点,也是政党内部政治生态和外部环境变迁的生动映照。在历史上,工党陷入长期在野状态、不受执政党身份束缚的时候,亟须总结经验教训、谋求重新上台,左右翼围绕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博弈往往更加激烈。

  1979年至1992年连续四次大选失利推动了工党新一轮变革进程。富特和托尼·本的民主社会主义方案未能实现传统左翼复兴,反而引发工党内部分裂。金诺克作为党内温和左翼,认识到“社会变迁已经削弱了工党的社会下层基础,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加剧了社会主义者核心群体内部的思想分化”①。经过金诺克的铺垫和史密斯的过渡,党内“现代派”代表布莱尔于1994年接任工党领袖之后,加快政党转型,删除党章公有制条款,提出“新工党、新英国”口号,主张变革工党进而变革英国,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迎接21世纪的全新挑战。保守党正值撒切尔卸任后的低谷期,而大幅转型的工党迎合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化,获得短期的选举红利,赢得1997年、2001年和2005年大选,却偏离了左翼政党的历史传统,淡化了工人政党的身份定位。新工党越来越依赖金融市场的成功来推动经济增长、创造高薪职位并获得收入以支撑公共支出的增长,没有把收入不平等问题视为主要关注点,也没有试图扭转撒切尔政府时期有利于高收入者的减税政策。②

  2007年布莱尔辞职后,布朗接任工党领袖和英国首相,并未及时利用民意支持率领先的有利时机提前举行大选。相对于布莱尔而言,布朗更加接近党内左翼立场,更加注重社会公正、减少贫困、政府干预、扩大福利等传统目标和手段,并且提出推动宪法改革,要引入议会上院选举制度,把发动战争等政府重大决策权力转交议会。在英国遭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布朗政府通过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积极救助银行业等举措应对危机。2010年大选来临之际,“第三条道路”的替代方案仍未出现,经济衰退和债务上升的问题依然突出,使工党的执政能力备受质疑,题为《为所有人创造公平的未来》的竞选纲领缺乏说服力。与此同时,党内派系纷争不断、海外战争久拖不决、议员骗取补贴丑闻和布朗竞选失言事件进一步损害工党的形象。

  在2010年大选中,保守党得票率为36.1%,提升3.7%,议席数增加96个,以306席成为第一大党,由卡梅伦出任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的首相。工党作为传统左翼政党,转型之后身份定位和社会基础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其29.0%的得票率跌至1918年以来的倒数第二,议席数从348个减少到258个,多达87个议席流向了保守党。③在中间阶层和熟练工人阶级群体中,工党的支持率均低于保守党。④

  随着“新工党”的执政实践告一段落,“蓝色工党”“紫色工党”“红色工党”等不同派别的学说纷纷反思“第三条道路”和探讨工党未来。2010年大选后,布朗阵营的埃德·米利班德获得工会的关键支持,战胜布莱尔阵营的戴维·米利班德而出任党首,标志着工党正式进入新一轮左转周期。此后,被视为“温和左翼”的埃德·米利班德强调“新工党”已经过时,自己作为工党“新一代”将致力于变革,应对经济危机背景下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日益失衡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日益显著的全球化挑战。⑤工党要纠正“新工党”的弊病,培养全社会尤其是上层群体的责任感,建设团结而不是分裂的英国。⑥

  不过,埃德·米利班德未能弥合党内分歧、实现政党革新和重塑政党形象。在政治理念方面,埃德·米利班德提出的“一国工党”“负责任的资本主义”缺乏具体路径和可操作性,与19世纪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的“一国保守党”、时任保守党首相卡梅伦的“大众的资本主义”“有良心的资本主义”相比,也欠缺辨识度和新鲜感,最终没有获得党内认同和进入竞选纲领。在重要议题方面,卡梅伦政府实行的财政紧缩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民生产生负面效应,引发广泛争议,但是两大党围绕财政紧缩问题的分歧只是体现为具体政策实施的轻重缓急,2015年工党竞选纲领开篇就强调预算责任锁定和削减财政赤字。可见,经济危机没有打破工党和保守党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政治”。⑦在政党竞争方面,埃德·米利班德领导工党未能巩固选民基础和动员支持力量。该时期英国政坛日益动荡,卡梅伦政府频繁绕开议会民主举行全民公投。2011年,英国举行议会选举制度改革公投,以选择投票制取代简单多数制的方案没有通过,两大党的选举优势得以维持。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同样没能通过,却助长了民族主义兴起和地方势力崛起。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议会和英国议会下院的席位持续攀升,严重侵蚀了工党在苏格兰地区的传统优势。在2015年大选中,保守党获得36.8%的选票和330个议席,超过多数而实现单独执政。工党既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执政方案,也未能消除布莱尔、布朗执政期间造成经济危机的公众认知,其议席数减少至仅232席,跌至1987年以来的最低点。在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苏格兰地区,工党有40个议席输给了苏格兰民族党,仅剩1个议席,为1918年以来的最低值。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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