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游历是古今人类一直存在的在旅途与目的地的新知探索与异地体验活动[1]，游历活动涉及交通基础设施、交通管理制度，出行目的、线路选择等行为，以及交通文化景观等内容，属于历史交通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随着运河漕运和运道系统的完善，一个以京杭运河为核心，结合了运河沿线驿路的南北水陆交通体系逐渐形成，众多官员、文人、使节等士人群体，留下了大量与运河及其沿线景观相关的游记、日记。这些游历文本是微观个体在移动中对自身行动轨迹、日常活动、地理感知的直接记录，是研究明清时期运河交通、文化景观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特性也正与强调个体性与主观感知的“移动性”研究范式相匹配。 目前国内历史时期交通地理研究大多关注交通线路的分布、管理制度等问题[2]，京杭运河研究构成了其中的重要部分，研究主题包括运河水利工程[3-5]、漕运制度[6-9]、沿线区域发展[10-12]等。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历史文献记载对交通线路和宏观历史事件进行考证，对于微观视角下的人、货物、信息的具体流动方式，以及群体或个体的行为与感知涉及较少。研究中以官方典籍、地方志、考古资料等为主要材料，游历文本则更多作为补充与印证。也有部分研究关注一篇或几篇游记所反映的运河交通、沿线景观等问题[13-16]，但在分析的深度和系统性上仍有所欠缺。“移动性”既关注交通设施等客体，又关注移动主体的行为，既能结合宏观政治社会背景，又能考察个体的行为差异，推动历史交通地理的综合性和多元化研究。 国际上历史游历文本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一类研究将其作为能够反映作者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的日志，聚焦于作者自身的独特生活体验，深入挖掘其情感、态度与行为方式等[17-20]。另一类研究基于GIS技术，注重游历文本的数字化与空间可视化表达，从宏观的角度开展时空路径、地理认知等方面的分析[21-24]。以上研究受到“空间转向”的影响，形成了“文学地理”的研究框架，仍需要从“移动性”视角深入探索游历者的时空行为特征、社会属性与制度制约等因素，以寻求理论上的突破。历史GIS具有多源数据的综合性分析优势，可以结合京杭运河移动客体，通过历史游历文本的系统梳理和深入挖掘，可视化分析游历活动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而反映运河交通与文化景观的演变。 “移动性”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Urry[25]提出，逐渐在地理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形成“移动性地理学(Geographies of Mobilities)”的研究范式[26]。传统的交通地理学关注宏观视角下的OD关系、可达性、交通运输规律等主题，具有强烈的效益导向和计量特征[27]。与之不同，“移动性”研究将人、物、信息的移动与社会文化相联系，关注微观个体的移动方式、地理认知与情感体验[28]。Cresswell等[26]将移动的空间、主体、行为纳入研究对象中，探讨了在不同地理空间、社会背景、时间尺度下个体或群体的移动过程与经验，以及移动构成的文化景观。相关研究的主题包括移民过程处境[29-32]、身份差异与移动性不平等[33-35]、移动性对文化景观的塑造[36-38]等。 尽管Cresswell[39-41]已经提出，移动性并不只适用于现代世界与西方社会，已经有部分研究将移动性视角应用于传统社会与前现代交通方式[42-45]，但现有研究仍然主要关注现代化以来的移动方式与权力结构，对传统社会人与物质的移动涉及较少[39]。京杭运河交通体系植根于帝制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在制度与技术的影响下，士人、商旅、漕船、货物在不停地移动中形成了独特的时间节律与空间秩序。士人群体所撰写的游历文本忠实地反映了其自身的移动和个体的认知，系统分析游历文本，不仅有助于深入地理解京杭运河交通体系，也有利于历史交通地理的“移动性”探索。本文基于移动性视角，通过游历文本分析和组建GIS数据集，并结合时间地理学分析方法，探究运河交通体系中士人群体游历行为的时空格局演变，充分理解制度、河流变迁影响下文化景观与游历行为的关系，以及微观个体的空间感知差异。由此尝试丰富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内容，突破传统的地点方位考证方法，同时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与文脉延续具有现实意义。 2 数据和方法 本文的研究路径具体为：①提取90篇游历文本中的时间、空间、行为信息，并结构化为统一的时空数据；②利用ArcGIS实现数据的时空可视化，系统展示运河水陆交通体系的空间结构和游历者行为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游历的影响因素；③从移动性中的“主体性”视角深入分析游历个体的行为、情感体验与空间感知，进而讨论物质、制度等影响因素作用于游历个体的具体方式，以及个体的认识与反应(图1)。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明清时期士人撰写的京杭运河游记、日记等游历文本。明清两代文人作品繁多，考虑到文献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首先选定重要文献丛书。除《四库全书》等官修丛书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①《历代日记丛钞》②两部丛书着重辑录与游历相关的游记、日记。此外，选取一些单独出版的包含运河游历内容的代表性文人文集或长篇日记，如《北游录》③《林则徐集·日记》④《翁同龢日记》⑤等。本文按照作者身份、与运河的相关度、记述详细程度对上述丛书与明清文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甄选，基本覆盖了明清两代运河游历的代表性人物和行程，能够反映明清士人群体运河游历活动的整体情况。共收集相关游记、日记135篇，从中筛选出信息记录详细和相对完整的90篇，其中明代31篇，包括40段行程，清代59篇，包括78段行程；从14世纪末到19世纪末，时间跨度约500年。如图2所示，游记文本的时间分布不均衡，虽然存在近多远少的现象，但代表性文献可以弥补这一问题。从分布曲线上，还可以看到重要事件对游历的影响，成为京杭运河游历行为的重要节点。例如1411年明廷疏浚会通河，运河全线通航；明神宗初年改漕运限期，压缩了漕运对运河的占用时间⑥，士人游历出现迅速增长；明清之交，战争和社会动荡下士人游历记录并未明显减少，运河也是部分“明朝遗民”访古怀旧和追忆前朝活动的重要交通线路；1684-1784年康熙、乾隆二帝的分别6次南巡以及南巡前后运河沿线的整修、疏浚等工作限制了一般士人的沿运游历，游历记录骤减；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导致运河航道的淤塞，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人的沿运出行。除此之外，研究数据还包括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明清(1368-1911年)聚落、政区时间序列数据，以及1820年全国水系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