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利未亚”:《职方外纪》与非洲地理知识体系的形成

作  者:

作者简介:
闫波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100871)。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耶稣会士汉文世界地理著述丰富并更新了晚明中国对非洲的认识,其早期代表作为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此著承接利玛窦、庞迪我译介之洲名“利未亚”及相关介绍,实现非洲知识文本化,借此建构非洲形象。卷3《利未亚图》以地理新知绘制非洲样貌,《利未亚总说》塑造出非洲物产丰富、人文蒙昧的整体形象。诸篇分说凸显北非富足而忽略伊斯兰文明,称信基督教的黑人国家国泰民安、不信教国家落后而动荡,视非洲诸岛为航海补给站,塑造这些形象均为辅助在华传教。《职方外纪》建构的“利未亚”标志着耶稣会士译介的非洲地理知识形成体系,反映出西学东渐的深入与扩展,表现了欧洲人“发明”非洲的殖民话语。


期刊代号:K24
分类名称:明清史
复印期号:202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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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非洲大陆远隔重洋,但历代典籍中始终不乏关于非洲的图文记载。①这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文明传统,又折射出中介人群在古代中非关系史上的桥梁作用。在晚明西学东渐的浪潮中,随着耶稣会士对世界地理译介的深入,欧洲人掌握的非洲知识开始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借此传播了欧洲人建构的非洲形象及其早期殖民话语,可谓西学东渐史与中非关系史独特的交集。自利玛窦(Matteo Ricci)绘世界地图首译非洲作“利未亚”起,经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等人著书立说译介新知,艾儒略(Giulio Aleni)博采众长编成《职方外纪》,非洲地理知识体系在接力中形成。其中《职方外纪》为迄今所见存世文献中最早的汉译西学地理著作,详细叙述了“利未亚”多地风土人情,奠定了耶稣会士介绍非洲的框架与基调,成为晚明至清中期国人获取非洲新知的重要文本。

  作为西学东渐在地理学领域的代表作,《职方外纪》受到国内外学界持续关注,其中的非洲知识亦有研究触及:有学者追溯其知识源流、②考释文本③时概述书中的“利未亚”篇章,亦有学者解读其内容的猎奇性、④宣教性⑤特点,考析国名译词时⑥摘引非洲论述作例证。在中非关系史领域,20世纪60年代已有学者将《职方外纪》视为明清中非交通中止期的主要史料。⑦80年代起一些非洲通史、中非关系史著作评介此著时多认为其图文上承利玛窦世界地图,下启南怀仁《坤舆图说》,对卷3的“利未亚”内容作了整体性叙评。⑧还有学者引用此书相关记载探究明清之际的黑人形象、⑨梳理非洲译名的变迁。⑩

  总体而言,西学东渐领域的研究聚焦于《职方外纪》在欧洲地理学东传中的作用,并未深探书中的非洲等具体区域;中非关系史学界认识到《职方外纪》的文献价值,但尚未就书中的非洲内容作全面分析。本文从中国古代涉非文献丰富与发展的整体视野出发,聚焦《职方外纪》中的“利未亚”主题图文,参照与其成书相关的中西文原始文献,以早期知识全球化的视角梳理非洲地理知识体系在晚明的形成过程,解析耶稣会士建构非洲形象所用的殖民话语,从而评估《职方外纪》非洲地理知识体系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

  一 从利玛窦到艾儒略:非洲知识的文本化

  1623年(明天启三年)夏,艾儒略在杭州著成《职方外纪》,概述诸大洲风土人情和海洋情况,向晚明中国集中呈现了当时欧洲人掌握的世界地理信息。就其中的非洲知识而论,《职方外纪》不仅丰富了晚明士人对非洲的认知,还将欧洲人视角下的非洲地理知识体系全面引入中国。此书署名“西海艾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记”,(11)表明并非由艾氏独自完成,“增译”一词更暗示《职方外纪》的成书历经较长时间,实为他继承并增补前辈耶稣会士译介成果的产物。(12)为理解此书非洲知识的渊源,即需理清世界地理著述在艾氏之前的演变。对此,艾氏《自序》提供了线索:

  昔神皇盛际,圣化翔洽,无远弗宾,吾友利氏赍进《万国图志》,已而吾友庞氏又奉翻译西刻地图之命,据所闻见,译为图说以献。都人士多乐道之者,但未经刻本以传。迨至今上御极,而文物重新,骎骎乎王会万方之盛矣。儒略不敏,幸厕观光,嘅慕前庥,诚不忍其久而湮灭也,偶从蠹简得睹所遗旧稿,乃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增补以成一编,名曰《职方外纪》。(13)

  据此可知,利玛窦、庞迪我的著述是《职方外纪》的先声和主要参考文献。利氏最早通过绘制汉文世界地图来传播近代意义上的世界观念,并曾向万历帝进献西文地图集《万国图志》。(14)他将包括“利未亚”(指非洲,源自古希腊语Libya)在内的各大洲概念和形象介绍到中国。(15)其代表作《坤舆万国全图》(1602)直观绘出非洲大陆样貌,图上附文介绍洲内多地风土人情。(16)西班牙籍会士庞迪我则为连接利氏和艾氏的关键人物,艾氏言其“翻译西刻地图”并“译为图说以献”,推动五大洲说的传播载体从地图转向文本,(17)非洲知识亦应随之丰富并系统化。惜庞氏之图和《图说》今已不传,下文结合现存庞氏著作尝试勾勒其非洲知识概貌,探寻《职方外纪》的知识基础。

  庞氏熟知世界地理并曾为万历帝绘制地图,方豪称:“是利氏之后,庞迪我亦为对世界地图之输入有极大贡献者。”(18)庞氏于1601年随利氏进京向万历帝贡献《万国图志》等礼品,1608年协同利氏奉旨筹备重绘《坤舆万国全图》。(19)1610年利氏病故,庞氏上疏申请墓地,向礼部官员赠送此图印本。(20)1612年,庞氏和意籍会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奉旨翻译并补全闽税珰进献的残缺西文地图,其《奉旨再进新译图说疏》云:

  思得臣国所刻《万国地海全图》原有四扇,今止得二扇。谨将原屏风照式图画,仍补完中国图及西南方国图二扇,共四扇,皆易以华文。恐图中书写不明,仍将各国政教风俗土产之类另为一篇,列于下方,以便御览。谨装为四轴,随原屏风二扇,一并上进者。(21)

  据耶稣会中国地区会督、意籍会士龙华民(Nicolò Longobardo)1613年信,闽税珰所献者为拉丁文欧洲、美洲地图,可能来自马尼拉;庞、熊二氏补绘者为亚洲、非洲地图。(22)又据《耶稣会托莱多省编年史》:“福建省的税监偶然得到了两幅展示欧洲和美洲部分的小型世界地图”,送入宫后“庞迪我神父潜心制作了数天,非常完美地绘出了世界四大部分,并配以十分醒目的金、蓝两色汉字,以方便陛下了解所欲知的一切”。(23)综上可知《万国地海全图》(已佚)为地图集,不同于利氏《坤舆万国全图》。因此庞、熊二氏很可能绘出了史上首张独幅汉文非洲地图,即所谓“西南方国图”,盖根据非洲相对于中国的位置命名;他们“将各国政教风俗土产之类另为一篇”,而非如利氏注于图上,标志着非洲知识形成独立文本的新进展。相较于《广舆图》《大明混一图》等明初“天下图”,《万国地海全图》之“西南方国图”及配套文本实可谓非洲地理知识体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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