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的知识人化乃至商贾知识人的形成，奠基于相对繁荣的商业经济土壤。明代的商业极其兴盛，城市化发展的势头尤为迅猛。南京、北京、苏州、杭州之类的繁华大都市姑且不论，仅以商业中转中心的钞关所在地为例，小的如直隶河西务，布店就多达160余家。至于大的钞关如山东临清，有统计数字显示，单是“伙商”就有38人，缎店计有32家，布店计有73家，杂货店计有65家[1]。商业之繁盛，商帮之林立，几乎被朝鲜人误以为全民经商。如朝鲜人崔溥记载：“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2]这无疑是明人经商之风的实录。 明代的户籍制度，大抵是籍以业定，不同的职业具有相异的户籍，其中最为常见的户籍名色，有军、民、匠、灶四种。明代末年，顺天府所行保甲的户籍登记，无疑可以证明如下事实：明代的户籍登记，又可细化为民、土著、流寓三类。而在民籍中，主要户等名色为士、农、工、商。除此之外，尚包括庶人在官、道、僧、优人、乐户、流丐[3]372。民籍中的士、农、工、商，进而形成四民等级社会的结构基础。传统时代的职业观，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将士视为“四民之首”。传统的职业观承认，士、农、工、商四民之业，均为正当的职业，但在“即道即艺”的过程中，却有大、小之判。换言之，士为四民之首，必须具备大学之道、修己治人之方，进而担当起传道不坠的职责。二是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借助于劝勉百姓耕稼，提升农业乃至农民的地位，进而抑制弃本逐末之风。三是劝耕嫁，禁惰游，进而达臻无旷土、无游民的境界，以使赋役均、国用足①。尽管明代的职业观属于一种“旧学说”，并不是像清末那样的“新学说”，认为“人人有职业，即人人担责任”[4]，但随着“士商互动”这一社会性动作的形成，工商皆本的意识转而崛起，传统的四民等级秩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随之而来者，则是商贾知识人的形成。正如傅衣凌所言，明代思想界的变化已经证明，“知识的占有者已不完全是地主阶级和士大夫分子，有许多思想家出身灶丁、商贩、瓦匠、樵夫、农民、佣工，即黄宗羲所谓非名教中人”[5]。这无疑是知识人群体壮大的最好佐证，更可证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极大的变动之中。 “儒贾”与“商士”两个概念的出现，这不仅是“士商互动”社会性动作的结果，更是商贾身份转换的标志，亦即从具有“市心”的商贾，转而变为具有“仁心”的儒者。所谓“儒贾”，大体可以析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儒而贾”，即名为儒者，炫智钓奇，实则具有“市心”，专门骛利；另一类是“贾而儒”，即名为商贾，实则扶义乐善，仁心为质，具有儒者之行[6]617。商贾一旦具有仁心或儒行，无疑已经完成了从商人向儒家知识人的角色转换。唐代柳宗元曾作《吏商》一文，将受贿的官员讥讽为商人。所谓“商士”，并非“官贾”，而是指那些具有士者之行的商贾。竞锥刀之利，甚至忍心害理而不顾，这显然是商人或商业社会的常态。名为商人，与市井为伍，却又能做到轻利重义，如此方可称之为“商士”②。 一、四民相混：士商互动与社会转向 士大夫求利意识一浓，势必导致“士商相混”乃至“士商互动”。明代士大夫喜欢与商人交往，“视铜臭之夫，如蝇之集膻也”[7]。史载著名文人王世贞，曾与徽州人詹景凤有过一次话语交锋，反映了苏州文人与徽州商人之间的关系。王世贞说：“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詹景凤反唇相讥：“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面对如此事实，王世贞也只好尴尬地笑而不答[8]。可见，士大夫与商人交往，实则看重的是商人的钱财，从中获取利益。反之，商人喜欢与士大夫交往，也不过是借助士大夫的名头而抬高自己的声望。于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种颇为值得关注的社会变动现象，即从“四民异业”向“士与农、商常相混”(即“四民相混”)的转变。一方面，即使是士大夫家庭，“皆以畜贾游于四方”，通过经商而获取利润，即“士而商”；另一方面，商人却“以《诗》《书》为业”，即“商而士”[9]319。 1.士商互动 明代的士商互动，包括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弃儒就贾”，二是“弃贾就儒”。前者多为士子为了生计而不得已之举，后者则多为商人提升自己身份的主动行为。 在“弃儒就贾”这一社会性动作中，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多士子放弃科举仕进，主要还是因为迫于生计。如会稽人章渐，因“穷约”而废弃“儒术”。无奈之下，只好稍稍贷款，“观货邓林之材，走闽、歙、三衢间，终不徙业以老”。即使如此，其经商所得，也不过“给饔飧而已”[3]165，即仅可维系家庭生计，并未由此发达。当然，弃儒就贾行为的发生，并非全是因生计所迫，有些甚至是主动的选择。王世贞笔下所记的“卢翁”即卢姓老者，即为典型一例。这位卢翁，是绍兴人，年少时是读书人，“少读书罗璧、秦望诸山”。读书业成之后，转而迁至杭州，慨然道：“士何常之有哉！使行贩，逐什一余息，圣王固抑之，吾以避名而藏身，博出而征敛，假饶以通匮，亦士道旁施之尔。”这位卢翁的见识尤为可贵：一是敏锐地察觉到，在科举社会中，“士”并不能永久保持自己的身份；二是认为经商不但可以“避名而藏身”，而且若能“博出而征敛，假饶以通匮”，同样属于“士道旁施”[10]57。 在明代，弃儒就贾之例，俯拾皆是。以山西沁水为例，就分别有张学柳、窦渊、杨元吉等。史载张学柳秉承母亲焦氏之训，年少即知义让。成年后，学书不成，随即弃去，“往来梁宋间贾贩，权子母为治生计，家稍丰焉”[11]335。窦渊，开始也是学书，随之弃去，“继而学贾”。杨元吉，生性豪疏，幼时习博士家言，才识超越同侪，后“弗屑占毕，遂弃去”，“往来梁宋间，用计然策起家”[11]352-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