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一统国家视野下的州县驿站财政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和边疆民族史(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史学集刊

内容提要:

清朝建立后意图以政府雇募的方式,取代明代以来驿站差役派诸民间的“民当”做法,为此对驿站财政进行了一番改革,但实际上,由于经费短缺,强制性摊派屡禁不绝。及至清代晚期,因大规模战争的压力,州县向百姓摊派更多的额外驿站差徭,使得州县驿站财政发生结构性变化。以河南为例,在官绅合作下,州县组建以车马局为代表的非正式机构,系统管理境内驿站差徭的摊派和使用,由此建立起国家制度之外的额外财政体系。驿站额外财政的产生和发展,是清中后期州县驿站财政转型的结果,它大幅提升了大一统国家汲取基层资源的能力,为近代州县地方财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期刊代号:K24
分类名称:明清史
复印期号:202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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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以驿站为构架的驿传系统,在大一统国家政令传达、资源调配和人员往来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要想使这个庞大的驿传系统运行起来,显然离不开一套相应的财政体制,为之提供充足的供给。清朝确立了驿传经费全部由地丁银划拨的规制,明确驿站银数目并实行定额控制。但随着差役事务的增多,中央拨给各州县驿站使用的额设银两无法覆盖驿站所有开支,地方官不得不另外设法筹措短缺的经费。由于经济条件、驿务状况的差异,不同地区往往会有各自的经费筹措手段。地方州县为弥补中央规定的不足而自主筹集供给的行为,增强了驿站财政制度的弹性,有利于保证驿传系统有效运转,维护了清朝的大一统格局。目前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已经勾勒出国家层面驿站财政体系的基本面貌,但以地方为基础的讨论还不够丰富。①实际上,驿站财政定制与实践之间的偏离,以及地区间驿站经费筹集方式的巨大差异,是研究清代驿站史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驿站财政在州县层面实践的考察,理解驿站财政如何在基层落实,继而才能为透视清代大一统国家运作的原理打开一扇新的窗口。在此过程中,学者既应从明清驿站体制变革的长时段视野出发,把握清代州县驿站财政的基本特征,又要深挖区域个案,揭示州县驿站财政运行的地域差异性。故此,本文拟在探讨清初驿站财政改革及其余绪的基础上,②聚焦于清代中后期的河南一省,将该省州县驿站财政发生的变迁作为研究对象,探索驿站财政的基层运行机制,以便进一步发现清代大一统国家运行的基础所在。

  一、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明中叶以来,国家已经逐步废除民户直接承担驿传差役的制度,转变为官府将力役折为站银征收,并用站银雇募马匹、夫役等维持驿站运转所需的资源。但由于明朝末年官府滥用驿传、侵贪和裁扣驿费的问题愈发严重,地方驿站财政吃紧,佥派民众承担差役的行为在各地重新出现,导致驿站财政体制的变革一度陷入停滞。清朝在定鼎中原、开疆拓土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大扩展了原有的驿传系统,另一方面,为了保障驿站的有效运转,需要对前朝积弊大力整顿。全面建设、扩大驿传体系的需要,以及对明朝驿站遗留弊病的纠正,是推动清初驿站财政改革的两大动力。

  (一)清朝在驿站系统建设方面的成就

  作为国家的一种政治通信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驿站的延伸体现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在领土范围内的合法性构建。台站畅通和转输及时是清朝在边疆地区构建权力体系、有效进行国家治理的必要条件。驿站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使传统王朝国家建立起一套政治、军事和经济等信息与资源以接力方式长距离输送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清朝对边疆地区直辖性管理体制的确立。

  相比明朝,清朝驿站体系发展的最大亮点是向东北、北部、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延伸。康熙时期,清朝为了驱逐侵犯黑龙江流域的沙皇俄国势力,强化东北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拓展了从盛京开原以北经吉林到黑龙江北岸的驿站。之后,为了防范蒙古准噶尔部对内外蒙古的侵扰并为将来与之决战作准备,康熙帝下令设置出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和杀虎口通往内蒙古地区五路驿站,其中张家口一路驿站可以延伸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这使清朝北部驻防体系得以渐趋完善。在康熙朝末期,驱准保藏战争的进行推动清朝在元明两代基础上,重设由青海、四川至拉萨的两条驿路。乾隆时期的平准战争获胜后,清朝将天山南北地区的各路临时台站调整为正式驿路,完成了新疆地区内部驿站系统的构建。这样,在承袭内地行省区驿站体系的基础上,清朝把驿站由京师延伸到从东北到伊犁和帕米尔高原、从阿尔泰山到青藏高原的广袤地域,并把分布其间的驻防地和纵横东西、长达万里的卡伦连接起来。由此,清代在中国广阔的版图内,建成了巨大的驿站网络。按照明清时期的里程计算,由京师至广州的驿程距离是5604里,到昆明为5910里,再经昆明至中缅边境也不过7000里。雍正时期,在清朝与准噶尔部对峙时,北路由京师到喀尔喀蒙古科布多前线的距离是6280里,西路到新疆哈密的距离约为7100里。也就是说,以京师为核心的7000里(约为3000公里)大概构成了清朝在雍正朝时驿程的最远距离,这个距离也是清朝在当时军事指挥的最大半径。但至乾隆朝中期,京师至拉萨、伊犁和喀什噶尔的驿站距离则超过了1万里。若再由喀什噶尔至极西边的卡伦,距离超过1.2万里。这意味着清朝军事指挥半径扩大近1倍。为此,清朝必须加大对驿站体系建设和维护的成本。清代用于驿站的额定费用为每年300多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在蒙藏地区由当地居民提供的差役,也不包括西北地区诸多军塘,以及内地各省驻军所设军塘消耗的军费。而在各省、府、县在国家的额定费用之外,还要贴赔不少人力和物力。这些经费压力最终都要向各省、府、州县传导,州县驿站财政长期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二)清初驿站财政的变革

  在清朝入关之初,驿站存在驿马摊派里甲、官员苛索无度和协济借故不前等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弊窦,成为清朝立足中原的关键一步。然而清初征服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经费被裁撤充饷,收归中央,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保障军费的同时,又面临财政紧缺的状况,清朝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采取了不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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