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祭祀是传统宗族强化族众情感、实现敬宗收族的重要手段。按照地点的不同，祖先祭祀设施可分为家庙、家祠和坟寺、墓祠，祭祖形式相应地分为家祭和墓祭。一般认为，在宋代以降的新宗族制度中，祠堂及祖先祭祀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历来受到学者关注。目前学界对宋金元时期的祠堂和祭祖问题已有不少研究，但除了在讨论北宋祠堂和祭祖时还能约略涉及华北地区，大多数论著所举例证实际上以南方地区为主，或径以江南(徽州)为研究对象，有关金、元两代华北地区情况的讨论更少。①这既影响到我们对宋代以降华北宗族发展水平及宋金元时期中国宗族发展全貌的了解，也不利于从较长时段和更广空间来考察当时祠堂和祭祖演进的趋势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宋金元时期华北宗族的祠堂和祭祖问题略作钩沉和讨论，以期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家庙、家祠及家祭 宋代以前，贵族和官员可按爵位和品级设立家庙祭祀祖先，而一般士庶不能设家庙，只能在寝堂内供奉祖先牌位。司马光曾言：“唐世贵臣皆有庙。及五代荡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礼颓教陊，庙制遂绝。”②原本完备的唐代家庙制度因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动乱遭到了严重破坏，北宋初年亦未实行家庙制度，这一局面直到仁宗时才有所改变。 在王曙、张方平等臣僚的呼吁下，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的南郊赦书规定：“应中外文武官并许依旧式创立家庙。”虽然有了明确许可，但此后的十多年里并未出现符合条件的官员争相建庙的情况，反而是“因循顾望”，致使“朝廷劝戒有所未孚”，“风教颓陵终不可复”。③对这种现象，宰相宋庠认为是制度未能明确、完备之故。在他的建议下，朝廷就立庙者的身份、立庙地点、主祭人及继承者等作出了明确规定④，但申请者仍极少，“公卿亦安故习常，得诿以为辞，无肯唱众为之者”⑤，只有宰相文彦博于皇祐三年(1051)申请在洛阳建立家庙。 文彦博的请求获准后，因不明家庙的建筑结构，相关工作一直处于停顿状态。直到至和年间，文彦博判永兴军，在长安寻访到唐代宰相杜佑家庙残存的“一堂四室”和“旁两翼”遗迹，方才从嘉祐元年(1056)开始仿建。嘉祐三年，在主体建筑的基础上“增置前两庑及门，东庑以藏祭器，西庑以藏家谱。斋枋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视涤濯在中门之左，庖厨在其东南。其外门再重，西折而南出”。嘉祐四年，家庙建成，庙堂内部根据皇祐二年的规定分为四室，从西向东依次祭祀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因庙制不完备，文彦博在庙中未敢制作天子、诸侯一级才可以使用的神主，而只是仿制了晋人荀勖为卿、大夫、士设计的神版。另外，因任官之地不固定，他便“酌古诸侯载迁主之义，作车奉神板以行”。至于祭祀频次，则按唐人周元阳的主张，在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各致斋一日。⑥ 文氏家庙的建成使宋代家庙制度终于从书面文本走向了实践，但在具体运作和广泛推行方面仍有不少问题。就具体运作而言，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文彦博长期在外地任职，一直无暇主持祭祖仪式，延宕至元丰三年(1080)秋，才回到洛阳主持了祭祖仪式。二是文氏家族子弟往往由于在外任职或其他原因，导致家庙无人照管。为此，文彦博曾上奏疏为其子弟请求西京差遣，以便使“家庙岁时得人奉祀”⑦。就广泛推行而言，主要问题在于制度不够完善。首先，唐代家庙与封爵之制相联系，而宋代行官、职、差遣分授之制，故不可能按封爵来推行家庙制，而需要按照差遣或职事官进行，但两者变动频繁，从而使家庙制度难以长久维持。⑧其次，只有高级官员才能建立家庙，该制远不能满足中下级官员和普通民众祭祀祖先的需求。至和二年(1055)，王安石在给钱公辅的信中言：“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也。”⑨揆诸彼时情景，当为钱公辅致函王安石咨询立家庙之事，王安石才如此答复，由此或可推测当时士大夫阶层立家庙之心情。 北宋徽宗大观以前，除文彦博外，可能只有富弼等寥寥数人设立了家庙。⑩唐宋社会变迁与制度变革带来的宋代士大夫阶层身份地位的变化，虽使家庙不能广泛推行，但这并不意味着祭祀祖先的习俗就此消失。那么北宋时期华北地区更为广泛的祭祖形式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影堂的流行。 宋代有人批评当时官僚士大夫的祭祖习俗称：“近世学士贵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11)至于庶人祭祖之制，司马光称：“群臣贵极公相，而祖祢食于寝，侪于庶人。”(12)官员士大夫同平民一样，都在居室的正厅内祭祖。程颐亦明确指出，“庶人祭于寝，今之正厅是也。凡礼，以义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时不可用影”，至于“白屋之家”，“只用牌子可矣”。(13)他不主张用影，恰恰反映了祭祀用影的普遍。咸平年间，淄川人王樵到契丹寻访被掳走的父母，累年不获，回来后便“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画像，事之如生”(14)。总之，北宋时庶人往往在家中正厅设立祖先牌位祭祖，士人及富家则在家中张挂祖先画像的影堂进行。 影堂实际上就是张挂祖先画像的家祠。至于其具体情况，可以曹州任中师家族的“家祠堂”为例加以说明。天圣六年(1028)前后，官员任中师在家乡创建家祠堂： 治其第之侧隅起作新堂者，敞三室而辟五位，前后左右，皆有宇以引掖之，华以丹刻之饰……致孝爱于先亲先兄，将以是升画像而荐岁时焉……供奉逮兵部皆先康懿并终，今从享于仪同、齐国左右。仪同特立于中室，以东室为齐国之坐。康懿位西室，而清河郡夫人张氏陪焉。兵部、供奉各处二侧位。(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