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后的英国工党史中，金诺克(Neil Kinnock)时期(1983-1992年)是存在感最低的。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直到70年代末，工党与英国政策史笼罩在福利国家的光环之下。国有化、公有制、全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国家干预，这些时代的标签不仅是英国工党政策的标志，也是英国乃至欧洲政治的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7年，工党政治失势近二十年，福利国家进入暗淡时期。私有化、市场经济、减税、企业精神，这些被称作撒切尔主义精髓的口号，成为英国政策的标签。1997年以后，工党在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口号下以“新工党”形象重获执政地位。在艾德礼、卡拉汉与布莱尔之间，金诺克时期似乎是工党政治失败阶段，工党被笼罩在撒切尔主义的阴影之下。然而，正是在金诺克时期，工党进行了意识形态的调整，特别是1988-1990年的政策反省，为布莱尔的突破打下了基础。在金诺克时期，工党实现了再定向。 一、福利政策的危机与工党基本信念的摇摆 1.公有制及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困境 无论从当代英国政治还是从工党的政策发展史来看，政策反省运动都可视为福利国家从鼎盛到危机的反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与推进国有化，是福利国家的最重要内容。1945年，工党以48％的得票率赢得了393个席位，获得了近150个绝对多数。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也成为第一位在下议院赢得多数席位的工党首相①。这是一届广受赞誉的政府，肯尼斯·摩根曾评价说，这“毫无疑问是工党政府中最有效的，也是历届英国政府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②。在1945年大选宣言《让我们面对未来》中，工党宣称其目标是通过实现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国家计划、大量的住房计划、全民健康服务、充分就业以及对广大人口的社会保护，建立社会主义国家③。艾德礼政府最主要的成就是建立国家医疗保健制度，根据需求而不是支付能力为公众提供医疗服务，体现了工党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工党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充分就业，使大部分公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艾德礼政府的第三年7月，《国民医疗保健法》正式生效。该法案消除了医疗保健中大部分商业内容，取消了需要缴费的医疗保险④。 除了国民医疗保健之外，住房也是福利国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在艾德礼的坚持下，工党设置了住房执行委员会⑤，在住房方面缩小社会差距，保证“廉租房”供给和较高标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党在执政初期通过了3个监管住房质量的法案。肯尼斯·摩根评价道：“在社会和经济极度混乱的时期，数百万人在新的或翻新的房屋中被重新安置，是一项相当大的成就。”⑥社会保险也是福利国家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2年，工党就呼吁要通过全民社会保险制度，为所有人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⑦。工党政府在1946年出台了《国民保险法》，规定公民在就业一定期限和交纳统一的福利费率之后，除了可以领取保险金外，还可以按照不同的需求获得国家支付的补助金。该法案承诺建立广泛的国民保险制度，提供失业救济金、退休金、寡妇救济金、监护人津贴，以及丧葬补助等。1948年的《国家援助法》作了补充规定，没有资格领取保险福利的人也可以领取福利。自此，工党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艾德礼自豪地声称，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其短期目标是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和公有制，让每个人都获得机会，过上国家资源范围内允许的、最富足的生活⑧。 国有化是工党社会主义实验的另一重要方面。早在1918年，工党党章中就规定了公有制条款。艾德礼在1946年承诺，新政府将“决心尽可能迅速、积极地执行工党纲领的独特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我们的国有化政策”⑨。艾德礼政府上台之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国有化行动。土地和重工业收归国有，是这个政策的重点。工党政府保证国有化能够“有效地为消费者的利益服务，且为其中的员工提供适当的法律地位和条件”⑩。1946-1948年，英格兰银行、英国民航被国有化，煤炭、铁路公路运输、电缆、无线、电力和天然气被相继国有化。效率与公有化并不矛盾是当时被广为接受的信条。工党认为国有化政策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是恢复战后经济的有效手段。例如，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就曾经提到，国有化或许是“能达到较高生产力和较大效果以及防止垄断的最好的甚或唯一的方法”(11)。仅1945年至1946年，工党政府就颁布了75项立法，将五分之一的经济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然而，好景不长，工党很快放弃了进一步国有化的政策。主要原因有三方面：第一，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与管理效率的矛盾。国有企业很快便被证明无法满足当时英国社会对生产效率的期望。市场经济对局部利益的关注与国有企业对整体利益的维护产生了冲突。在新型国有企业中，所有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权力关系却没有发生变化(12)。国有公司的内部决策机制基本未受影响，新董事会中大部分成员都来自私营部门(13)。这导致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控制程度实际上并不高，双方在经营方面容易产生分歧。在缺乏中央机构的情况下，每个行业采用单独的董事会，阻碍了国有行业之间的协调。此外，国有化虽然为工人阶级提供稳定的工作，但工人的责任心却有所下降。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虽相对稳定，但没有太多上涨空间，这影响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企业效率呈现颓势(14)。第二，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使工党很难继续以“非常慷慨的补偿”(15)政策收购并不赚钱的企业。英国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实现了出口和工业产量的增长，这笔资金也帮助工党政府建设了福利国家体系。然而，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向英国施压，要求英国重整军备。1951年1月，工党政府通过了一项47亿英镑的巨额国防预算。这是对当时急需的工业投资的巨大打击，也阻碍了英国制造业的发展。第三，国有化政策无论在工党内部还在英国社会，仍然处于争论之中。1948年，工党政府的确已经完成了1945年大选宣言中的大部分承诺。但1950年，即使在工党支持者中，也只有38％的人支持糖业国有化，45％的人支持钢铁行业国有化，而只有21％的人认为现有的国有化是成功的(16)。1951年的工党大选宣言除了将钢铁行业收归国有之外，没有提出进一步公有化的政策方案。这表明工党勉强接受了混合经济，对进一步推进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工业改造没有什么新想法。工党建立的社会福利体系需要税收支持，但国有化政策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效率(17)，工党的政策出现了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