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加速更新和普遍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及其组织方式和资本增殖形式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从世界历史视野看，当今资本主义已经迈入后现代或后福特制阶段。在此阶段，资本不断圈占机器与技术，侵蚀人的日常生活，捕捉人的智力和注意力，渗入并吸纳人的情感和情绪，甚至将人类裹挟进没有间歇、全天候运转的“24/7式的资本主义”①体系之中，人类为资本提供全天候服务。如果说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主要处在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阶段，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则走向了对人的身体、精神和智力的深度控制，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在后现代时期，在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阶段，资本似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独立。”②在此阶段，当代西方左翼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资本主义形态，其中“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正在以一场技术革命推动21世纪的动态发展”③，数智时代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十足的“数字技术金融资本主义”④。在数字技术金融资本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加速蔓延和全球扩张的背景下，以自治主义者、激进左翼、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加速主义者等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发起了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致力于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进行数智化解读，期望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的全面超越。近年来，西方世界接连丛生的各种乱象加速了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解剖，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导致一种新封建主义的诞生”⑤，“人类文明正沿着一道山脊走向完全归属于资本的无望时刻”⑥；强调“共产主义不是隧道尽头的光”⑦，而是永恒的观念；对抗大数据资本主义，力推“数字社会主义”⑧和“数字共产主义”⑨；呼吁“共产主义不是可能的选择，而是唯一的选择”⑩，认为“在资本主义进入最黑暗的历史时刻，新世界的曙光开始闪烁”(11)。当代西方左翼批判资本主义的直接目的是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激活“反资本主义运动”(12)，通过建构新的共产主义来开启新的解放之路。 一、生成谱系与发展动态：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的数智化重构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西方对共产主义的拒斥和反叛之声不绝于耳，“共产主义被视为一种全球性的错误”(13)，甚至被直接宣判死刑。此后的十余年，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趋于低迷，甚至走向忧郁的境地。当代西方左翼真正开启对资本主义的爆发式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全方位建构，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数智技术的新发展。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短板弱项，折射出信息产业也会加剧资本主义危机。在此背景下，以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斯拉沃热·齐泽克、阿兰·巴迪欧、吉奥乔·阿甘本、保罗·维尔诺等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学者集体亮相，尝试重新激活共产主义，建构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一时期，“共产主义的回归给左派注入新的活力。共产主义再次成为表达普遍的、平等主义的、革命的理想的话语和词汇”(14)。此外，随着“云大物移智链边”和“GAFA”(15)的深度发展，乔迪·迪恩、塞德里克·迪朗、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艾伦·巴斯塔尼、南希·弗雷泽等左翼学者也纷纷著书立说，推出了数智时代共产主义的新版本，共同探寻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方案。 1.自治主义的数字共同性构想和大同世界图景 在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思想光谱中，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可谓“独树一帜”(16)。21世纪以来，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营建的“加州意识形态”和数字帝国，推出数字共同性构想和后福特制共产主义方案，勾勒了共产主义的数智化全景图。 第一，作为“加州意识形态”批判的“另类共产主义”。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在美国加州的崛起，以“一般智力”为代表的网络技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深度融合。西方学者借用“德意志意识形态”，将这一趋势形象地称作“加州意识形态”(17)，它代表了数字技术乌托邦幻想。法国左翼学者杨·莫利耶-布唐指出：“加州数字革命的意识形态与‘网络共产主义’有着异常暧昧的关系。”(18)在“加州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我们目睹了数字共同性的破坏”(19)。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批判“一般智力”与资本主义深度融合形成的数字帝国来推出他们的另类现代性方案的。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互联网技术推动资本真正实现了全球化，“加州意识形态”引发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已经遍布世界角落，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资本主义正在改变人们的劳动形式。这正是马克思预言的“一般智力”的现实化。当前，人的劳动正在变成科技劳动、智识劳动和赛博格劳动，“这些新的劳动形式直接就具有社会性，因为它们直接决定了那些创造和再造社会的生产性协作所构成的网络”(20)。对此，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以“加州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后现代资本主义正在向全社会渗透其资本增殖逻辑，整个社会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特有的法则掌控。要改变这种惨况，必须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建构“法律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摧毁”(21)。法律共产主义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它“意味着提出一个有效的另类方案”(22)，即通过对构成高科技资本主义的法律和国家机器进行全面分析，以期激活共产主义的潜能，打造共产主义的主体，开辟超越资本主义法权和国家—形式的后现代道路。 第二，超越数字帝国规训的“共同性共产主义”。共同性是自治主义对公共资源或公地的一种叙事，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话语中，“数字共同性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2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24)。资本增殖的过程就是不断创造差异性、制造多样性需求的过程。在数智时代，资本不仅圈占自然资源、制造自然消费品的差异性，而且通过宰制人的“一般智力”和智力劳动，制造数字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差异性。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资本制造差异性的过程就是把公共品和公共资源私有化的过程，资本实现全球化并营建帝国的过程，就是资本剥削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情感、符码、图像和交往等共同性和共有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资本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人类的出路就是剥夺资本对共同性的剥夺，摧毁数字帝国对诸众的宰控，即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从而“拒绝资本对生产能力日益强加的制约因素”(25)。奈格里认识到，仅仅依靠诸众反抗帝国和拒斥共同性是远远不够的，而要充分利用共同性，激活人类对共同性的共享和占有，实现“私有财产向共同性的转变”(26)。他认为，“共同性”是人类生产的新形式，“‘共同性’作为一种起始的现实，由此出发一种新的共产主义计划成为可能”(27)，这种新共产主义模式是“共同性共产主义”(28)，亦即共享共同性的大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