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中有一种经典解释，即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直接等同起来，不过这一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根本性的困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雷蒙·阿隆提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的普遍性假设并不符合20世纪西方社会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因此，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理论设定是一个神话；它不是源于现实，而是具有“犹太—基督教”的宗教根源。不难看出，雷蒙·阿隆的“无产阶级神话论”实际上依赖于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那就是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直接等同起来。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了雷蒙·阿隆的这一重大“范畴错误”，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明确地指出了处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概念关系的正确方式，即“区分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既要避免二者的直接等同，又要避免完全割断二者的联系”①。然而，如何才能具体地处理好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呢？这里首先应当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应避免像雷蒙·阿隆一样，陷入实证主义的错误，以为简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枚举工人阶级的“最新特征”，并据此给无产阶级下定义，就足以反驳“无产阶级神话论”或“无产阶级消失论”，如此回应仍然是在批评者预设的逻辑陷阱中打转；另一方面，也应避免空洞的形式思辨，要注意到无产阶级之所以是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统一，并非由于概念自身的存在及其本质的思想关系，而是因为它是对现实社会关系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反映。归根结底，雷蒙·阿隆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直接等同的逻辑误用的“底气”在于时代本身的变化——20世纪西方社会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的确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但是，这一变化本身并非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的失效，而恰恰标识其生命力所在。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概念等同从来就是历史性发生的，它是对于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的表征。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厘清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概念史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根据特定历史语境作出的阐释，阐明其当代价值，从而回应来自雷蒙·阿隆的挑战。 一 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而闻名于世。在其著名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他曾专门用一个章节，批评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在他看来，同“左派”和“革命”等说法一样，“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同样是一个神话。就概念本身而言，雷蒙·阿隆认为，作为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很难被严格地定义的，因为“人们如果根据职业的性质、领取酬金的方式和酬金的多寡以及生活方式来划分的话，就会把某些工人归为无产阶级，而把另一些工人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②。换言之，我们很难泾渭分明地从概念的边界上确定无产阶级的外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告诉我们哪些工人是无产阶级，而哪些工人不是。只是围绕着一些相对核心的特征或特点，不同类型的工人形成了一组“家族相似”，这才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定的无产阶级的内在统一性，亦即无产阶级概念的普遍性构成是成问题的。雷蒙·阿隆指出，从20世纪中叶产业工人的实际状况看，“四分五裂”的他们并不具有阶级的普遍性意义，或者说不具有萨特、梅洛-庞蒂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家所谓的“唯一真正的主体间性”。而且由于西方国家工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他们已不再“异化”，不再除了自己的劳动力本身以外一无所有，不再遭受着“普遍的苦难”，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换言之，当下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以推翻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为核心主张的“理想的”革命方案是不切实际的，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内在的哲学”，而是“对事件的纯宗教的解释”：它“渴望主宰宇宙的力量，以及主宰不同的社会，以便揭开历史之谜，并把对超验性的沉思转移到自身满意的人类上来”。③ 在雷蒙·阿隆的上述批评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那就是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直接等同起来。其实，这并非雷蒙·阿隆为了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主张而刻意树立起的“稻草人”，而往往是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理解。在雷蒙·阿隆看来，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假设并不符合当代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因此，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的理论设定不是来源于现实，而是具有“犹太—基督教”的宗教根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便只能是一个神话了。 二 然而，从概念史上看，我们可以发现，“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并不像雷蒙·阿隆所默认的那样，从一开始就等同于工人阶级。从语言词源上看，“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一词的拉丁语词源proletarius，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罗马王政时期，大体上是指社会地位最低、基本没有私有财产的贫民群体。如在《论共和国》中，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就在回顾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改革时指出，无产阶级或“生育子女者(proletarios)”是指“那些家产不足1500铜币或除了人丁之外没有任何财产的人”，“从他们那里可期待的只有‘后代’，即国家的人丁维系”。④ 后来，随着无产阶级概念进入法语世界，一些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卢梭等，同样使用过这一概念，他们的用法与古罗马时期区别不大。⑤总的来说，他们对于无产阶级概念的使用，基本上还停留在对古典文献的研究中，而没有同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概念才开始摆脱原本的古典学语境，成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此时，“第三等级(the Third Estate)”是无产阶级概念含义古今转变的关键中介。作为一个概念装置(dispositif)，“第三等级”指称着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即“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作为僧侣和封建统治者，是不劳而获的特权等级，而“第三等级”则是自食其力的市民社会等级，并且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供养着那些特权等级。然而，在19世纪的西欧，市民社会早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之物”(这也是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的原因)，其内部由于现实利益的分化早已形成了新的阶级结构。所以，作为市民社会等级的“第三等级”将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内的所有市民社会阶级都笼统地归入其中，其内部具有非常强的异质性。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第三等级”内部本就存在着的现实利益的对立便通过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曾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资产阶级盟友的无产阶级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却遭到了资产阶级政治当局的拒绝。由此，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之后，市民社会的分裂便开始通过阶级话语而得到描述。⑥通过既有的“第三等级”的概念装置，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现实利益对立得到了精确的描述，那就是不劳而获的特权阶级与他们的供养者的对立。在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就是新的“第三等级”。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概念的含义随之发生了变化。同古罗马时期和启蒙时期的含义不同，无产阶级不仅仅意味着最贫困的人，即无私有财产或少私有财产的人，更是指“所有劳动的人、没有社会实存的人、一无所有的人”⑦。而且，他们之所以会变得贫困，其原因恰恰和当时西欧社会的主流理解相反。在当时的西欧社会中，穷人往往被认为是那些具有诸多道德缺陷、从不工作的人，但无产阶级这种“新穷人”则是为了挣工资而努力工作的劳动者，与之相对的资产阶级才是不从事生产的特权者。总之，无产阶级的贫困不是由于他们“不够优秀”或者“不够努力”，反倒是他们自己的劳动，使他们变得贫困。换言之，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劳动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主要供养着那些新的“不劳而获者”，即资产阶级，所以才会出现如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无产阶级“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⑧的异化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