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在18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朝在其自定的目标上表现得很出色(英文原文为extremely well，即极为出色)。从1700-1820年，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长速度的8倍，欧洲的2倍。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在18世纪，尽管欧洲的人均收入扩张了1/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仍然快于欧洲。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0.85％，而西欧为0.58％，仅为中国的2/3强。在此时期，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而整个西欧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①中国经济在18世纪出现了长期的繁荣，因此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康雍乾盛世”。 这个史无前例的长期经济繁荣为什么能够发生？学界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何芳川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康雍乾盛世”有六大贡献：第一，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奠定了今天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的基础；第二，大致完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成熟、完备、前近代型的行政管理体制，能够很好地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服务；第三，重视农业生产，努力推动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全面高涨；第四，注意农业人口的合理负担，政策导向比较妥当，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巨大发展；第五，在平定三藩之后，大致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定局面，在中原与江南等主要农业区，社会生产不受干扰，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促成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繁荣：第六，延续诸王朝的传统，经略“华夷秩序”，基本上与周边远近诸国保持了和平、友善的关系，从而维系了东亚国际格局的稳定与安全。②这些成就，都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麦迪森也指出：“清朝政府取得的第二个成就是由于帝国版图大幅扩张而创造的安全感。1820年时，中国的国土面积已经达到1200万平方公里，是其1680年面积的2倍。新纳入的地区多为人烟稀少的地区，1820年时这些地区的居民只占总人口的2％。纳入这些扩张的地区是为了加强中亚边境地区的安全，以防止中国在此之前所遭受的蛮夷入侵。清朝在1696-1697年征服了蒙古人，随之改变了他们的部落结构，使他们更易驯服。在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所确定的清朝的边界已经深入西伯利亚。清朝于1683年收复台湾、1720年平定西藏，后来又在1756-1757年间将新疆纳入版图。”③由于消除了外部威胁，因此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这两位学者所谈到的这些，都是导致18世纪中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但是基本上是经济之外的原因。那么，导致中国18世纪经济繁荣的内在动力究竟是什么？本文从经济史的视野，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经济为什么会成长？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阿塔克(Jeremy Atack)与帕塞尔(Peter Passell)做了一个简要的解释：经济成长是生产要素投入增长与产出增长。根据这些投入与产出的不同，经济成长也分为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两种。由投入增长导致的增长被称为外延式增长，而由每单位投入引起的产出增长所导致的增长被称为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通常是由于更多的劳动、耕地以及工具投入使用；而内涵式增长则是由于技术进步、产出结构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的生产率提高。外延式增长只是经济规模“更大”，而内涵式增长则可被视为使经济变得“更好”，因为人们付出同等努力却比以前得到更多的回报。④不论在什么时代和地方，经济成长只能通过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两条途径，因此18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只能通过这两种途径而达到。 根据不同的条件，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这两种经济增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成长方式。经济史学家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的主要种类作了总结，指出主要有广泛性成长(Extensive Growth)、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Growth à la Kuznets或the Kuznetsian Growth)三种。这三种成长方式在性质上各不相同，并由不同的动力所推动。⑤其中，广泛性成长是外延式增长，主要由增加同类生产单位数量推动，因此虽然会导致经济总量扩大，但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都是内涵式增长，因为都有经济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斯密型成长依赖的是近代以前的机制和技术，而库兹涅茨型成长则建立在急剧的结构变化、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与使用的基础之上。 在这三种成长方式中，广泛性成长是传统经济的主要成长方式，而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则是近代经济的主要成长方式。就中国历史上的情况而言，广泛性成长是从战国到唐代中期的主要经济成长方式，斯密型成长出现于唐代后期，但到明清时期才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至于库兹涅茨型成长，则是到19世纪后期才在中国东部少数地区开始出现。在18世纪，广泛性成长的潜力基本上已耗尽，而库兹涅茨型成长尚未出现，因此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斯密型成长，因为在没有重大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斯密型成长是唯一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推动18世纪经济繁荣的主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