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出土历书与西夏皇后

　　一、问题的提出

　　黑水城出土了众多历书残片，文字上有汉文和西夏文之分，间有汉文西夏文合璧者；物质形态上亦有雕版、活字和写本之别。①在整理、编目、出版过程中，这些历书就引起西夏学和天文历法史研究者的注意。俄国学者孟列夫和克恰诺夫等早在分别整理黑水城汉文和西夏文文献目录时，就对文本作了描述和初步鉴定。②2000年前后，史金波和邓文宽几乎同时撰文，分析了后来收录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中同一历书的五段残片(Инв.No.5229、5285、5306、5469和8117)，从历术推算角度给残片定年，指出残历的年代在1211年，日期分别为七月六至十日、三月二十三至二十八日、七月一至五日、八月十九至九月九日、三月二十九至四月一日，但对其刊印地点尚存争议，有西夏和南宋之分歧。③史金波发现历书中“明”字避西夏太祖李德明之讳，故邓文宽后转而认可前者《西夏光定元年辛未岁具注历日》之拟名。④

　　不过，他们的观点不无可推敲之处。首先是拟名问题，据《宋史》记载，李安全嘉定四年(1211)七月三日被废，八月五日卒，“在位六年，改元应天四年，皇建二年”⑤。历日一般在前一年制定颁布，故无法预知第二年废立改元之事，自然是以皇建二年的名义颁行，而非李遵顼自立后所改之光定元年(1211)。此历正式名称，或可拟定为《大夏皇建二年辛未岁具注历》。其次，史金波根据此历乃活字印本，书中“明”字缺末二笔，系避西夏太宗李德明之讳，认为此历在西夏印刷，属典型的西夏出版物。考虑到刊印和编制的区别，此历是否属西夏所编制尚需论证。此历编制之时，西夏名义上仍为金之臣属国，⑥金若颁历于夏，数量亦有限，西夏或需据金所颁之本大量刊印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在刊行过程中自应避本朝国讳。

　　就历书研究而言，前人关心的多是历书、历法本身，但若在已有基础上，不限于科学史的内部视角，而是去发掘历书中历法术数之外的因素，注意其他制度与历书之间的关联，⑦或许能有不一样的发现，并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据学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出土的西夏历书有12件，⑧由于本文不是从科学史角度切入，故仅分析Инв.No.5469(日期在八月十九日至九月九日)为主的残片，⑨尤其是历日中残留的“宪皇后大忌”和“皇后大忌”九个半字。这九个半字因简略过甚，对历日定年缺乏直接帮助，故一直没有引起学者重视。但从宋朝相关制度的比拟中把握它们的制度内涵，再结合传世文献，发掘其中蕴含的信息，本文得出一些单纯依靠传世或出土西夏文献未必能发现的关于西夏历史的新知，进而修正西夏政治史、佛教史上一些关键问题的解释。

　　

　　俄Инв.No.5469，历书(5-2，5-4)

　　二、“皇后大忌”的制度内涵

　　“皇后大忌”有什么制度内涵，能进一步说明什么问题？前人在考订历书时，经常提到宋代的《大宋嘉定十一年(1218)具注历》和《大宋宝祐四年丙辰岁(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简称《宝祐四年会天历》)。前者只保存半页刻本残页；后者完整，自清代发现以来，一直以钞本流传，广受学者关注，⑩或可提供深入思考的线索。先看以下八幅从《宝祐四年会天历》中截取的图片与录文：

　　

　　1(正月)十二日甲辰 [哲]宗皇帝大忌

　　2

　　十三日乙巳 钦圣宪肃皇后大忌

　　3(三月)二十九庚申 太宗皇帝大忌、章宪明肃皇后大忌/仁宗皇帝大忌

　　4(六月)二日辛酉 淑德皇后大忌、宪节皇后大忌/成穆皇后大忌

　　5

　　四日癸亥 慈懿皇后大忌

　　6(九月)二十五日壬子 仁怀皇后大忌

　　7

　　二十六日癸丑 显恭皇后大忌

　　8(十月)二十日丁丑 [太祖皇帝大忌]/慈圣光献皇后大忌(11)

　　与黑水城出土残历相比，此历亦在具体日期旁标注皇帝或皇后大忌，两者格式完全一致。在宋代，此类做法被称作国忌笺注入历或“历日内笺注忌辰”，故以宋制比拟之，确有可行之处。

　　据笔者研究，宋代皇帝、皇后去世后，其忌日并非自然就成为国家大忌，而是有一立忌的过程，其确立时间一般在大祥后次年即帝后死亡后的第三年，并需在历日中笺注出来。笺注的基本格式是庙号+皇帝大忌或(皇后)谥号+皇后大忌，若此日只是一位帝后之忌日，则小字笺注在日期右旁，两位则先右后左，三位则先上后下、先右后左。(12)

　　而据宋朝文献记载，此制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晚期。绍兴元年(1131)四月十四日，昭慈圣献孟太后去世，绍兴三年(1133)二月十三日礼部、太常寺言：“将来四月十四日，昭慈献烈皇后大祥，依国朝故事，大祥后次年合笺注立忌，今合于绍兴四年(1134)历日内笺注忌辰。”(13)孟太后的丧葬礼是南宋朝廷遭遇的第一场大型国葬，虽因“方时艰难，合行礼仪，难以备举”(14)，但其丧葬礼办理之原则仍当取法于北宋，故其所指“历日内笺注忌辰”的“国朝故事”也应追溯得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