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柴册礼上皇帝尊号考论

　　辽朝皇帝通过汉式册礼与国俗柴册礼两种册礼上尊号①。《辽史·礼志一》中“柴册仪”被归为“吉仪”②，《国语解》释“柴册”云：“礼名。积薪为坛，受群臣玉册。礼毕，燔柴祀天。阻午可汗制也。”③学界对辽朝柴册礼的仪式、政治功能、“番汉”因素等多有瞩目④。关于柴册礼上尊号问题，李月新认为，辽朝中后期柴册礼旨趣发生变化，并且不再上尊号⑤；肖爱民认为，自辽景宗以后，柴册礼不再上尊号⑥；李锡厚将《辽史·礼志一》“柴册仪”中“枢密使称尊号以进”这一记载，解释为“枢密使称皇帝新上的尊号，并呈上玉册”，但未揭示柴册礼上尊号的具体时间⑦。由此可见，辽朝柴册礼与皇帝上尊号之间的关系仍有探讨的余地，而且与柴册礼上皇帝尊号相关的史事也亟待厘清。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充分梳理史料的基础上，钩沉辽朝柴册礼上皇帝尊号史事，探明有辽一代柴册礼与上皇帝尊号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柴册礼上皇帝尊号的仪制及政治目的。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柴册礼上皇帝尊号史事钩沉

　　辽朝建立后，柴册礼为皇帝专有之礼⑧。《辽史》记载中，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位期间曾举行过三次“燔柴礼”，但终太祖一朝并未出现关于柴册礼的记载；辽穆宗耶律璟在位期间仅有上尊号的记载，而无举行柴册礼的记录⑨；《辽史》中共有七位皇帝举行过柴册礼。为探讨柴册礼上尊号史事，先将《辽史》所载辽帝举行柴册礼的情况制作为表1。

　　

　　上表共计有八次柴册礼的记录，其中辽朝前期仅世宗在柴册礼时上尊号，中后期未见于柴册礼时上尊号的记载。这似乎说明柴册礼上尊号是特殊时期的事例，柴册礼与上尊号二者间的关联并不密切。但通过爬梳辽代石刻文献及宋朝史籍，发现辽朝中后期兴宗、道宗、天祚帝三位皇帝在位期间，均有通过柴册礼上尊号的活动，以下分别加以考述。

　　1.兴宗重熙四年柴册礼上皇帝尊号考

　　《辽史·兴宗纪》仅载兴宗于重熙四年(1035年)举行过柴册礼，然该书《乐志》载：“兴宗重熙九年，上契丹册，皇帝出，奏《隆安》之乐。”⑩似乎重熙九年(1040年)另有一次柴册礼。查检《高丽史》，发现重熙九年确有册礼记录。该年十月，高丽使者庾昌自契丹带回辽兴宗诏书，诏文曰：“近以群舆抗议，徽懿加尊，虽答疏以屡回，而叫阍之莫却……今已定十二月上旬大行礼册，故兹诏示。”(11)说明兴宗准备于该年十二月上旬举行“徽懿加尊”之尊号册礼。但《辽史》《高丽史》所载重熙九年史事中均未见其后续。《高丽史》中仅有重熙十年(1041年)高丽王派遣使者庆贺辽朝册礼的记录：“是岁，遣翰林学士承旨朴有仁、右丞李惟亮如契丹贺册礼，判卫尉事柳参献方物。”(12)此条史料的月日均不详，无法判断是否为重熙九年册礼之后续。因此，仅依据现有史料，尚不足以确定《高丽史》中重熙九年册礼即是《乐志》所载“上契丹册”。但从行礼时间来看，《高丽史》记载兴宗拟于重熙九年十二月举行册礼，这与辽朝柴册礼通常举行于十一月的惯例相悖(13)。从册礼用乐来看，《乐志》中出现的《隆安》之乐，辽、宋均有使用。宋人对此乐章的记载较为详细。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和岘上奏：“今郊祀礼毕，登楼肆赦，然后还宫，宫县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乐章本是御殿之辞，伏详《礼》意，《隆安之乐》自内而出，《采茨之乐》自外而入，若不并用，有失旧典。”(14)由此可知，《隆安》之乐是于宫城之内演奏且需与其他雅乐相配合的汉礼乐章。此种雅乐不适用于荒野，道宗时期刘六符即指出：“礼仪国之大体，帝王之乐不奏于野。”(15)现存柴册礼记载中亦未见使用雅乐的记录。因此，结合册礼时间及用乐情况来看，《乐志》《高丽史》所载重熙九年册礼应为汉式册礼，而非柴册礼。

　　兴宗一朝仅重熙四年举行过柴册礼。《辽史》载，重熙四年十一月“乙酉，行柴册礼于白岭，大赦。加尚父耶律信宁、政事令耶律求翰耆宿赞翊功臣”(16)。明确述及举行柴册礼的具体时间以及大赦、覃恩等举措，但未提及是否上尊号。而现存辽代石刻文献中共有三方墓志涉及重熙四年柴册礼上尊号的情形。《萧德顺墓志》(重熙十四年)记载志主在辽圣宗去世后，“充大行皇帝遗留使，复命拜南宰相。会国加尊号于野鹊山，充押册使，仍领十节度以毕其事”(17)。志主卒于重熙十四年(1045年)，“加尊号于野鹊山”发生于圣宗去世之后，可知野鹊山尊号册礼举行于兴宗时期，唯具体系年不详。我们已知尊号册礼中唯柴册礼举行于山野之间，且兴宗在位时期仅有重熙四年举行过柴册礼，故可以确定野鹊山尊号册礼即重熙四年柴册礼，并且此次柴册礼上了尊号。《秦国太妃墓志》(重熙十四年)载：“乙亥岁，上两殿之徽名，覃九瀛之庆泽。”(18)乙亥岁即辽兴宗重熙四年。志文中“上两殿之徽名”指重熙四年举行尊号册礼，但“两殿”具体指代不明。辽朝皇太后、皇帝、皇后均能上尊号。其时皇太后萧耨斤已遭废迁，远离政治中心，尚未被奉迎回朝(19)，不可能获得尊号，故非“两殿”人选。排除皇太后萧耨斤，则“两殿”实指兴宗及仁懿皇后萧挞里。又仅有辽帝能行柴册礼，故“两殿”加号的实质是兴宗通过柴册礼上尊号，仁懿后通过皇后册礼上尊号。志文撰者为使文辞雅驯，将两次尊号册礼做了合并表述(20)。《耶律宗政墓志》(清宁八年)载，重熙“四年，国家以肇膺骏命，始上鸿名，乃眷灵源，宜均睿泽”(21)。志文“肇膺骏命，始上鸿名”指兴宗承天受命并通过柴册礼初次上尊号。以上三方墓志的记载，共同勾勒出兴宗重熙四年通过柴册礼初次上尊号的情形。但是，这与《辽史》所载兴宗景福二年(1032年)十一月初次上尊号“文武仁圣昭孝皇帝”(22)、重熙四年柴册礼未上尊号的记载相矛盾。二者孰是？需要结合其他史料进行探究。

　　宋人记述进一步佐证了墓志的记载。辽兴宗即位之初，钦爱皇后(23)上尊号之事在宋朝文献中多有记载，而兴宗是否上尊号则未见提及。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道：兴宗“既即位，更名宗真，改元景福，军国事皆其母专制之，寻加号曰法天皇太后”(24)。此条史料仅述及钦爱后上尊号的情况，兴宗是否上尊号则未见记载。宋朝国书亦涉及钦爱后上尊号之事。《贺国母册礼书》载：“伏承显膺懿册，增建崇名。”(25)又《皇太后贺国母册礼书》载：“近审显受尊称，允膺礼册。”(26)“崇名”“尊称”均为宋朝方面庆贺钦爱后上尊号的奉承之辞。而现存宋朝国书中竟无一条贺兴宗即位上尊号的信息。以上宋人对辽兴宗即位之初的叙述，均未提及兴宗是否上尊号。宋人对兴宗上尊号的记载首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曰：“是岁，契丹主加号文武仁圣昭孝皇帝。”(27)“是岁”即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辽朝重熙四年。此条史料明确记载兴宗于重熙四年上“文武仁圣昭孝皇帝”尊号，补充了前引墓志中该年柴册礼所上尊号的具体内容。至此，辽代石刻文献与宋人记述互相补充、印证，使我们得以还原兴宗于重熙四年通过柴册礼初加“文武仁圣昭孝皇帝”尊号的史实(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