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轨迹、驱动因素与培育策略

作  者:
高涵 

作者简介:
高涵,刘小苗,王子成,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湘潭 411201)。

原文出处:
教育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

培育一大批拔尖技术技能人才是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和现实归宿。本研究以65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得主为案例素材,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拔尖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历经技能初涉、建构、激增、高原和拔尖五个阶段,呈现“初学者—熟练者—精通者—反思者—创新者”的蜕变轨迹;其成长形塑是“情境—意识—时机”的整合过程,主要体现为环境配置、教育场域、主体动能、恰当时机的嵌构衔接,其中环境配置与教育场域是外部情境变量,主体动能是内部前置变量,恰当时机是随机变量,不同变量之间的随机组合作用于拔尖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方式和路径各有不同。基于此,提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全周期育人机制、建立贯通式的一体化长学制培养体系、创新拔尖技术技能人才新质能力提升路径与优化职业发展政策工具的对策建议。


期刊代号:G53
分类名称:职业技术教育
复印期号:202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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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新一轮产业变革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面向基础学科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更需要大量应用型拔尖技术技能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更多大师、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1]。2024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部委强调“加快培养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知识技能型和数字技能型领军人才。”[2]就内涵本质而言,无论是“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创新型拔尖技术人才”抑或“技能型领军人才”,其核心均强调此类群体在技能属性层面的“拔尖”特质。“拔尖”一般被定义为“在次序、等级、成就、价值等方面位于最前面的、居领先或优先地位的”,能否取得创新成果并将成果应用于技术进步或生产力迭代是认定拔尖创新技术技能人才的根本指标[3]。进一步来讲,拔尖技术技能人才是指在某项技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能够承担生产决策、技术革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创新性工作,引领技术突破与产业革命的“关键精英”。毋庸置疑,拔尖技术技能人才有其独特内涵和能力结构,其培育应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技能人才,厘清拔尖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轨迹及其驱动因素是提高人才培育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必要前提。

  梳理理论界的已有相关文献,总体呈现出“内涵识别—群体特征—影响因素—成长历程”的研究脉络。(1)内涵识别。对于“拔尖”的认定标准学界尚未达成一致。事实上,拔尖人才的识别与认定是与其所处场域、时空的动态交互,不能简单按照“层次”“智商”进行划分,基于智商标准必然会遗漏具备特定领域才华的个体,“实际成就”标准则成为甄别拔尖人才的有效补充。在此基础上,“五角内隐论”将判定标准从一元发展为多元,强调从卓越程度、稀缺程度、产出程度、应用程度和社会价值进行拔尖人才鉴定[4]。也有学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引入到“拔尖”标准研究中,认为个体能否成长为拔尖人才取决于主体的行动选择,个体与外界互动建构的内生智慧是拔尖技能得以塑造的动因[5]。此外,“天赋论”则对拔尖才能的形成进行了过度简化的讨论[6]。(2)群体特征。这一部分的文献主要是对拔尖技术技能人才进行“画像勾勒”。从技能组成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精深专业知识、精湛操作技能等硬技能以及较强的学习思考能力、管理协作能力等软技能共塑了拔尖技术技能人才的“技能树”[7]。在素质结构上,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拔尖技术技能型人才具备高综合素质、高创造能力、高技术技能、终身学习能力的“三高一力”的素质特征[8]。从个人特征出发,拔尖技术技能型人才既具有创新人才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等普遍特征[9],还具有技术技能人才的贯通性、实践性、技术性、成果导向性等显著特征[10]。(3)影响因素。关于拔尖人才的培养范式与成长要素学界历来存在“内发”与“外铄”之争,人才成长影响既有个体内生式也有外部助推式。其中,天才儿童范式强调个人内在素养对拔尖才能生成的决定性作用,将智力测试成绩作为甄选拔尖人才的主要指标;天资发展范式则指出拔尖才能是后天锻造的结果,教育培养中的学徒制与导师制以及家长、产业、社会等多方支持是拔尖人才涌现的外部因素,主体动能是个人走向拔尖与创新的内部动力,整体而言,“拔尖”人才是内外因相互作用和适应的结果[11]。(4)从成长历程看,拔尖技能生成并非一蹴而就,拔尖技术技能人才遵循技能型人才成长的动态渐进性规律,德雷福斯将技能专家成长划分为新手、高级初学者、熟练者、能手、专家五个阶段,强调经验和实践的重要性,并明确了层次进阶的最佳手段[12]。“专长理论”则认为技能专家通过“刻意练习”经历由入门到优卓到专家三个发展阶段[13]。国内学者通常将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划分为挖掘擅长领域的探索期、接受专业训练的成长期以及成果产出的创新期三个阶段[14],而大国工匠作为行业技术水平的拔尖代表,其成长以“精准操作—技改创新—重大发明”为发展逻辑[15]。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整体性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有关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识别认定、特征描述与成长过程的经验性总结等方面,研究主体也多聚焦于科技精英、学术型拔尖创新人才、大国工匠等群体,少有对拔尖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轨迹、成长规律进行提炼与概括,进而难以从内生规律层面设计拔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及政策体系,无法有效发挥拔尖技术技能人才的生产力创造功能。据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65位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得主作为拔尖技术技能人才的“替代”样本,利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来深入挖掘拔尖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轨迹,揭示影响其成长的关键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进而为拔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适应性改革贡献行动图景。

  二、研究设计:一个质性的研究步序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最初由巴尼·格拉泽和安塞姆·斯特劳斯于1967年提出,能够根植于真实的教育现象,从中生成贴合研究情境的本土化理论。本研究借助Nvivo12质性分析工具采用程序化扎根的方式,遵循自下而上生成理论的研究路径,对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3个步骤来深入探索拔尖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轨迹及其驱动因素。资料分析过程中采用持续比较的分析思路,不断提炼和修正理论,直至达到理论饱和(即新获取的资料不再对理论建构有新贡献)。

  (二)研究对象

  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得主在所在技术领域处于领军地位,代表世界职业技能发展的最高水准,金牌得主赛后在各自领域做出大量突破性业绩与专利创造,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智能制造业创新创造、高新技术突破与革命等工作提供智力支撑与技术支持,是技能人才中具有突出技能和全球视野的拔尖群体。因此,在现有研究条件支撑下,本研究以第43届至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65位中国籍金牌得主为研究对象,通过个人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访谈时征得受访者同意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对录音资料进行整理,完成访谈记录和备忘录,最终形成共23万余字的访谈原始文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三)信效度

  本研究通过多种策略确保了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首先,访谈数据的收集和编码工作由两位来自同一研究团队的研究生完成,两位成员独立进行编码,其编码一致性通过Kappa系数进行评估,系数值为0.89,高于0.7的标准,显示出较高的信度水平。其次,对于编码过程中出现的分歧,研究者对受访者进行二次采访,以验证编码是否真实反映了受访者的感受,进而对编码内容进行优化。最后,研究者随机选取了2/3的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分析和模型构建,而剩余的1/3访谈记录用于验证理论的饱和度,确保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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