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得到了全面推进。近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再次明确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①新的时代诉求使得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十分迫切，作为这一知识体系重要组成的中国自主文艺理论评论体系的建设也显得尤为关键，而影视理论评论的话语构建是其重要方面。 影视理论评论体系包括影视美学理论、创作理论、传播理论、批评理论和影视史学等多个方面。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其实质就是以中国化的影视理论诠释中国式的影视创作经验，进行自主创新的理论生产，从而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具体而言，就是以这样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诠释影视作品中的中国价值、中国文化、中国实力、中国现实以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更加充分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该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仅限于实现影视理论评论本身的学术价值和实践创新，更能推动新时代学术思想理论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理论，为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理念，为这一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实践指导。在上述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下，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进行了多维度的建构，而民族话语、现代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四个维度是其建构的主要维度和目标。 一、作为基础的民族话语建构 民族话语是建构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首要维度。这一维度要求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首先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审美观，其中的民族价值观又包含中国的民族精神、主流价值观、社会思想、民族伦理等方面的标准；民族审美观包括中国传统美学思维和审美思想、审美意向、民族叙事方式、题材体裁选择、韵味追求等民族艺术标准和特征。 在民族价值观方面，由于中国电影和电视诞生的时间不同，中国电影和电视理论评论的诞生时间也差别较大，但这一体系一直恪守民族价值观的一般标准，从“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经验出发进行建构。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评论界便发起过关于“软性电影”的争论以及关于“国防电影”的讨论等，这些探讨和对话强调了中国电影应当弘扬民族精神、表现时代矛盾、遵循民族价值观和民族伦理；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评论界多次对“人民电影”“电影民族化”等话题进行讨论；新时期以来关于“主旋律电影”“新主流电影”等概念的学术讨论，不间断地构成了中国特色电影理论评论体系中最有理想、最有激情、也最具影响力的民族话语部分。在中国电视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民族话语方面，献礼剧、现实主义影视创作、新历史主义叙事等以民族价值观为指导的理论评论命题，有意识地将民族性、文化传统等与新的理论批评有效融为一体，成为中国电视建构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的主体性构成。 进入新时代后，民族价值观更是成为了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话语构建的重要标准，并被赋予了更新的内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诠释影视作品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文化的自信自强主要是这三种文化的自信自强，中国自主文艺理论评论体系均应围绕对这三种文化的诠释来确立。 对于影视作品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下的理论评论更注重对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行诠释。例如，在对当下最能代表国产电影创作艺术成就的“新主流大片”的理论总结与评论中，多种观点指出，该类作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对人本性和中国性的诠释是主要方面。 对于影视作品中包含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下的理论评论较多诠释出：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表达了中国人的信仰以及为信仰而流血奋斗的精神品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出中国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以及中国实力、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中国式情感等。这些都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上述有关民族话语的建构继承了自诞生以来的民族性标准，这一标准在新时代又被赋予了新的阐释，这为其今后的进一步建构提供了航向，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于民族价值观而言，民族审美观对当下中国自主影视理论评论体系的民族话语建构更为重要。中国传统美学思维、审美意向、民族叙事方式、题材体裁选择、韵味追求等民族审美观的内涵，是当下影视理论评论体系进行民族话语建构的主要遵循。 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电影在理论评论建构上就以民族审美观为标准，拓展出了民族话语。受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代电影编导郑正秋便提出了“空气说”和“同化论”，该论是指导演要对主创人员进行引导，让他们成为剧中人，且人人都要有关系；每一部影片、每一场戏都要形成自己的“空气”，就是“使人人‘同化’在我一个‘空气里’”②。郑正秋的理论在欧阳予倩、卜万苍、吴永刚、费穆等早期电影创作者的创作实践中获得了一定的传承和发展。费穆在1934年发表了《略谈“空气”》一文，再次强调了“电影要抓住观众，必须使观众与剧中人的环境同化。为达到这种目的，我以为创造剧中的空气是必要的”③。“空气说”和“同化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电影理论，也表明中国电影理论评论体系在建构之初便以民族审美标准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