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古代希腊城邦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始终存在数量颇大的政治流亡者。《伊利亚特》第2卷在列举希腊人的队伍时，就提到了流亡者特勒波勒摩斯。此人是赫拉克勒斯的儿子，“当特勒波勒摩斯在建筑精美的大厅里成人的时候，他竟杀死了战神的后裔，他父亲的亲爱的、年高的舅父利金尼奥斯。他建造船只，召集士兵，往海上逃跑，免受强大的赫拉克勒斯的儿孙威胁。他在流浪中到达罗德斯岛，遭受苦难，他的人民按部落分成三队住在那里，受到天神和凡人的大王宙斯的喜爱，克罗诺斯的儿子给他们撒下财富”。①古风时代数不清的流亡者中，最著名的当数米提莱奈的阿尔凯伊欧斯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图。阿尔凯伊欧斯及其支持者因参与反对僭主米尔西鲁斯失败，被迫逃亡或遭到流放。但他们并不甘心，在距离米提莱奈西部8英里的皮尔哈，试图借助外来援助武装返回。但米尔西鲁斯及皮塔库斯获得了米提莱奈人的支持，这使阿尔凯伊欧斯的尝试归于失败。②庇西特拉图则相反，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去了色雷斯，借助自己的影响召集军队，于公元前546年击败反对派，在雅典建立了牢固的僭主政治。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的繁荣也并未消除流亡者。在希波战争中，有不少流亡者，包括雅典的、斯巴达的和色萨利的，都试图借助波斯的力量重夺权力。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随着城邦内部矛盾加剧，流亡者数量更大。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宣布各个城邦应当召回流亡者时，据称在奥林匹亚有两万人听取了这道诏令。但流亡者返回后，引起了许多城邦政治的剧烈动荡，激起了希腊各邦强烈的不满，这成为拉米亚战争爆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③ 上述事实表明，流亡者是古希腊城邦政治中一直存在的现象，而且对城邦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学者们对此也有相当多的讨论，对一些个案的讨论已相当深入。④但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流亡者恰是城邦制度的产物。本文意图从城邦政治的基本特点入手，简要说明城邦的政治基础以及流亡者不断产生的基本原因。 二、作为公民国家的城邦 根据恩格斯的定义，国家的基本标志，第一是按地域划分它的国民，第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他还特别提到，“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⑤此外，为支持公共权力，国家还会征收捐税，设置各种官职。恩格斯还指出：“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⑥ 恩格斯将雅典国家作为奴隶主阶级统治奴隶的机器，其中占人口少数的公民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进行统治，这体现了希腊城邦社会的本质。虽然奴隶占人口大多数在任何希腊城邦中可能都从未成为现实，但公民独占武装权力是毫无疑问的。奴隶一般不能当兵，如果他们出现在军队中，他们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工具”缓解士兵的疲劳。⑦即使偶尔当兵，例如在城邦遭遇生存威胁时，奴隶也必须经过适当的方式加以解放，被接纳入公民队伍后才能正式加入军队。⑧在斯巴达，黑劳士作为依附劳动者，与公民之间的区分极其明显。斯巴达国家为黑劳士规定了一系列表明他们低下身份的活动，除必须交租外，在主人或斯巴达国王去世时，黑劳士要表示哀悼。有时斯巴达人还会故意把黑劳士灌醉，让他们表演猥亵的舞蹈。在军队中，黑劳士只能作为轻装兵。后来部分黑劳士获得解放成为重装步兵，但他们被称为“新公民”，以示与纯正斯巴达人的区别。⑨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城邦不仅符合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武装不再与所有居民相重合的特征，也符合国家是某个统治阶级独占强制手段这一特征。⑩总之，奴隶和依附民与公民处在相互对抗的两极，两者间的对抗在古代作家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在讨论僭主与奴隶主之间的相似性时曾指出，僭主完全不同于奴隶主，因为这些奴隶主作为公民，全都得到城邦国家的保护。如果这个奴隶主及其奴隶被神力摄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缺少了城邦和其他公民的保护，那他必须转过来讨好奴隶，或者给奴隶自由，否则他自己和妻儿老小都有可能被消灭。(11)在《希埃罗》中，色诺芬谈到，国家之所以对所有人都非常重要，在于“公民们会免费相互保护，免受奴隶和罪犯的侵害，这样，任何公民都不会暴死”。(12)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希腊城邦的重要职能是防范奴隶暴动，负责防范的，则是全体公民。当然在古代希腊，由于奴隶来源地多样，相互之间语言不通、文化有异，且分散在不同家庭中，联系和组织不便，也缺乏政治实力和政治领袖，他们很少能够发起公开的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同时，希腊城邦也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有意识地防范奴隶的暴动。因而，除少量例外，希腊世界没有奴隶发起公开的武装暴动。奴隶暴动的寡少，正是“他们的主人进行了有意识的和不懈的阶级斗争”的结果。(13)所以在希腊，奴隶主要的反抗方式，除平时的怠工和破坏工具外，更多地表现为逃亡。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冲突或者不同城邦之间发生冲突时，奴隶或者参与其中一方，或者直接逃亡国外。最著名的例子，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两万左右奴隶的逃亡。(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