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宝鸡市凤翔区雍山血池遗址为近年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战国秦汉祭祀遗址之一，又因出土带有“畤”字的陶片，学界一致判断其性质属“畤”[1]。不过，血池遗址究竟属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哪一畤，可谓众说纷纭。考古工作者及研究者曾先后提出吴阳上畤、北畤、秦上(下)畤、吴阳上畤基础上续建的北畤等不同看法[2]。但就出土陶文资料及遗存测年信息而言，已有诸说均存在不妥之处。 2022年8月，本文作者先后考察了吴山、血池、下站、陈家崖等相关遗址后，对相关遗址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并认为血池遗址应为吴阳上下畤，一地实为二畤。 记载吴阳上下畤的关键史料，见于《史记·封禅书》：“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司马贞《索隐》：“吴阳，地名，盖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吴阳武畤’，今盖因武畤又作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3]。又《集解》李奇曰：“于旁有吴阳地”[4]。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吴阳上下畤设在雍城旁的吴阳地，上畤祠黄帝，下畤祠炎帝。又据传世文献推算，其设立时间在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属战国早期。 以往影响血池遗址判断的重要一点，是考古工作者在血池不远的吴山发现了秦人祭祀遗址，且从发现地点、出土遗物推断其为吴阳下畤[5]。不过，经实地考察，吴山祭祀遗址虽与吴山有着密切关系，但此处恐怕并非吴阳上下畤。一方面，吴山祭祀遗址的发现地点位于吴山主峰之正东，这便与文献记载吴阳在“岳之南”即吴山之南矛盾。且此处位于吴山之中，距雍城较远，也与传世文献记载吴阳畤在“雍旁”不合。另一方面，学者指出吴山祭祀坑出土的铜车马器年代在春秋早中期[6]。吴阳上下畤为秦灵公建立，其时已晚至战国，年代同样存在出入。考虑到东周时期，山川祭祀同样是国家祀典的重要内容[7]。综合遗址年代、所处位置来看，吴山祭祀遗址应是秦国的山川祭祀之地，也就不会是吴阳下畤[8]。 此前学者曾提出血池遗址为北畤，亦不确。北畤是在秦雍四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雍四畤，即鄜畤、密畤与吴阳上、下畤，分祠白帝、青帝、黄帝与炎帝，为秦人所立。刘邦认为天有五帝，故增设北畤，补足黑帝[9]，由此合称雍五畤。然而，血池遗址采集马牛羊骨骼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以两种不同形制的马坑(LK7、T0252K5)和牛羊坑年代为较早，在战国和秦代之间；其次为西边牛坑T0251K1，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最后为东边的牛坑T0352K5，年代在西汉至东汉早期。从发掘资料看，东西向的长方形牛坑T0352K5打破南北向的长方形马坑T0252K5，也可证明测年数据的准确性[10]。从测年数据和祭祀坑的打破关系来看，血池遗址的祭祀年代不晚于战国时期，这便与北畤建立的年代不符。此外，血池遗址实际位于雍城的西侧偏北，也并不契合“北”的名义。因此，从所处方位、遗存年代来看，血池遗址也不太可能是北畤。 在排除血池遗址为北畤及吴山遗址为吴阳上下畤的可能后，下文论证血池遗址应为吴阳上下畤。实际上，血池遗址祭祀范围广达数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已发现的其他祭祀遗址。这一祭祀规模，反映血池遗址的祭祀只能是国家行为，且在秦汉祭祀系统中极为重要。又据传世文献，雍城附近最重要的祭祀场所，就是秦“雍四畤”及在此基础上设立的汉“雍五畤”。汉代诸帝曾多次前往雍地，躬身祠五畤，血池遗址最可能与上述记载有关[11](图一)。
图一 吴山、汧(千)河、雍城与相关祭祀遗址分布示意图 应指出的是，此前学者曾据下站遗址的规模、地理位置及出土“密”字陶文，判断其为“雍四畤”或“雍五畤”之一的密畤[12]，已为学界所公认。根据地理位置、出土遗物所带文字等来判断祠畤属性，看似简单，却颇为可靠。而这一论证方式，对吴阳上下畤同样有效。 首先是吴阳地。经实地考察，血池遗址所在地的山川地理形势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地处在吴山主峰东南，仍属吴山范围，且能够远眺雍城，是吴山最靠近雍城之处。据《史记·封禅书》，吴阳上下畤前身的吴阳武畤，文献明确记载其在“雍旁”，这正与血池遗址临近雍城的地望吻合。二是此处属吴山余脉，且由汧(千)河切割，使其位于汧河以北。众所周知，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而此处恰在吴山以南、汧(千)河以北，完全符合“吴阳”的名义。 再讨论上下畤。在以往认识中，血池遗址是一个整体。但若细作考察，可知血池遗址的祭祀遗存实际集中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血池村附近的祭祀坑区域，主要分布在该村东侧的中山梁南侧，为示与整体血池遗址的区别，可称血池村祭祀坑区域。二是北斗坊祭祀坑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山梁南侧的扇形缓坡地带。这两个祭祀区域分处中山梁与东山梁，隔沟相望，相距数百米，二者既从属于一山，又相对独立。其中，又以血池村祭祀坑区域地势相对较高，北斗坊祭祀坑区域地势相对较低。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血池遗址发现的带“上畤”与“下畤”文字的陶片，便严格从属于上述不同区域。根据发掘简报，刻有“上畤”“上”等文字的陶片(T7107K1：2、T7107K1：3)均出自血池村祭祀坑区域(图二，1)；刻有“下畤”“下祠”等文字的陶片(T0151②：9、T0151②∶8)，均出自北斗坊祭祀坑区域[13](图二，2)。根据这两处祭祀遗址的相对位置，以及陶文所提示的线索，可知血池遗址不应简单视作同一祭祀遗址。同时，吴阳上畤与吴阳下畤在当时便可省称为“上、下”或“上下畤”。如西汉扬雄《法言·重黎》：“文、宣、灵宗，兴鄜、密、上、下，用事四帝”[14]。《汉书·郊祀志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15]。在雍四畤范畴内，以“上畤”“下畤”分别指代吴阳上、下畤，正符合秦汉时代的一种称谓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