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预见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特征

作者简介:
孙玉涛(通讯作者)(1982- ),男,汉族,江苏盐城人,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创新管理与战略,sunyutao82@foxmail.com;曹瑞(1996- ),女,汉族,天津人,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管理与战略;陈灵芝(1994- ),女,汉族,山东烟台人,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创新和人才政策(辽宁 大连 116024)。

原文出处: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内容提要:

美国占据世界科学中心地位已有近百年时间,且有继续保持下去的态势,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规律的传统观点受到挑战。我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探究世界科学中心的特征和转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章以国际学术奖项获奖者数量表征世界科学中心验证贝尔纳预言,从科学家跨国迁移、国际奖项的母国优势和国家获奖的累积优势三方面探究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机制。研究发现:1824-2020年,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方向是由英国至无中心状态再至美国,世界科学发展呈现“一超多强”格局,未来可能呈现多中心发展态势,向贝尔纳预见的多中心方向发展;科学家的跨国迁移是推动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重要机制,国际奖项母国优势对科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存在显著差别,国家获奖奖项的累积优势不利于未来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美国之所以能长期保持世界科学中心地位,归因于其较强的人才吸引力与完善的学术评价体系。我国对世界科学的贡献比例仍然不高,但是2002年之后态势向好。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2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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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国提出要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早在1939年,贝尔纳(Bernal,1939)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就蕴涵了科学中心转移的思想。1954年,贝尔纳(Bernal,1954)在《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中首次提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及其转移的思想。贝尔纳预见:科学的进步在时空上呈现非均衡性,但是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终将结束,科学应该开放给全人类,而不是垄断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从单一化走向多极化(Bernal,1939)。1959年,在《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序中,他预言“我确信,中国过去对技术的这样伟大贡献,将为其将来的贡献所超过”(贝尔纳,1959)。那么,贝尔纳关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预见能够实现吗?世界科学中心是否从单一化走向多极化,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

       1962年,在贝尔纳的启发下,汤浅光朝(Yuasa,1962)根据科学年表、人物传记等文献资料进行定量分析,认为一国科学成果超过全世界总科学成果的25%,即为相应时期内的世界科学中心,且科学兴隆期约为80年。此后,学界围绕汤浅现象及世界科学中心转移机制问题开展了广泛研究。1974年,Zhao等(1985)利用《复旦学报》自然科学事件编年表独立发现了汤浅现象。Davies(1995)利用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①的成果信息,将世界科学发展情形划分为了两个阵营:第一阵营包括英、美、法、德;第二阵营包括意、俄、荷、瑞士、瑞典。冯烨等(2000a;2000b)对汤浅现象提出质疑,指出世界科学中心是在转移,但不同的统计年表得出的平均兴隆期有较大差异,且科学中心具有不唯一性与伴生现象。

       考虑到科学年表编制存在作者主观判断、信息不完全、西方国家倾向等局限(冯烨等,2000a),学界提出采用诺贝尔奖获奖者数量表征世界科学中心。陈仕伟等(2018)运用诺贝尔奖获奖者数量的计量分析指出,欧美国家是世界科学研究活动的重心,美国处于科学中心位置,世界科学技术研究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孙玉涛等(2018a)运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数据研究发现,以科学成果为表征与以诺贝尔奖获奖者为表征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规律类似,未来世界科学发展可能呈现多中心态势。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研究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总体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不均衡分布(孙俊等,2011),探究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机制具有现实意义(姜春林等,2010)。刘鹤玲(1998)把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原因归纳为相应的社会环境(经济、政治和文化)和科学家队伍素质两类。现有研究围绕思想、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环境(Ben-David,1970;刘则渊等,1981;姜国钧,1999;武龙等,2001;王树恩等,2004;潘教峰等,2019)以及科学自身发展两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科学发展与社会条件变化息息相关,但是社会条件很难复制(萨顿,2007)。石国进等(2012)主张回归科学自身,规避由外到内审视科学发展,聚焦科学家队伍、科学研究设备、图书情报系统、科学劳动结构等(姜春林等,2010;龚育之,1983;赵红州,1984)。基于诺贝尔奖获奖者的研究发现,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并不是所有学科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陈仕伟等,2018),美国能够长期占据世界科学中心位置得益于科学家的跨国迁移(孙玉涛等,2018a)。

       现有文献关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问题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该看到:一是,运用诺贝尔奖获奖者替代科学成果作为衡量指标,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学国际合作增加、科学家跨国迁移增多等导致的科学成果国家边界不清的问题,但是诺贝尔奖覆盖学科范围小、获奖者人数少、设奖时间较短等问题(Ben-David,1970)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议题的研究。二是,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机制研究主要关注宏观环境和科学整体,与表征科学中心指标之间的关联性比较弱,难以深入解释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背后的机制。三是,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研究主要聚焦美、英、德等欧美国家,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关注比较少。世界科学活动中心通常是追随而非导致工商活动中心转移而变迁(Hollingsworth et al.,2008),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否会做出更多贡献,值得期待。

       为此,本文以贝尔纳预言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为基础,运用国际学术奖项获奖者数量作为衡量世界科学中心的指标,统计分析1824-2020年4760位获奖者的信息,考察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贝尔纳预言,探究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机制。本研究结论既能够丰富世界科学中心的相关理论,又能为我国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经验支撑。

       1 研究样本、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样本

       学术排名与卓越国际协会(observatory on academic ranking and excellence,IREG)通过建立标准、声誉调查以及名单筛选三个步骤构建了一个国际学术奖项名单,为本研究提供了各国科学发展水平的客观资料。本文以国际学术奖项名单中交叉学科、生命科学与医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四个学科领域②,共83个国际奖项获奖者作为研究对象(见表1)。

      

       为了检验IREG国际学术奖项名单的学术权威性与代表性,本文将2000-2018年各国获得诺贝尔奖数量、科技论文数量、国内生产总值与IREG国际学术奖项获奖数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见表2)③。研究结果表明,IREG国际学术奖项获奖数量与其他几个变量之间的正相关性显著,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国的科学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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