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粮征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建立政权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中南方新区尤为学界所关注，现有成果根据研究重心的不同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从新政权与农民围绕农产品分配的博弈看待征粮；①二是将征粮与剿匪、减租退租、大户加征等工作结合研究；②三是聚焦特定区域的征粮实践。③尽管既有研究侧重的内容及关照的区域不同，但都揭示出新解放区1949年度公粮征收存在负担偏高的现象。 总体来看，学界较多关注的是新解放区1949年度征粮的复杂性，而对于之后1950年度征粮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变化等问题则着墨不多。毫无疑问，这两个年度的征粮工作具有连续性，但在具体征粮方式上，则从旧派新摊过渡到了依率计征。这一技术层面上的变化，体现出中共在南方新解放区政权建设过程中的不断完善，同时也是中共基于地方实际情况对征粮政策的及时调整与发展。为了有效应对财政压力，浙江省1949年度的公粮征收十分关键。在实践中，其年度公粮征收工作分为征借与秋征两个阶段。征借的目的是供给军粮，在政权立足未稳且农民普遍缺粮的情况下，征借任务完成较为不易，其间对农民的阶级划分亦不准确。秋征的目的则是稳定财政，旧派新摊的征收方法导致了征粮实践中的任务导向，造成了负担集中在地主、富农，而浙江省1949年度粮食减产的实际状况，也使得总体负担率偏高。在1950年度征粮展开前，浙江省通过土地整理工作基本厘清了土地所有关系，初步建立了农业税籍体系，通过试点创造出调查定产的方法来确定计税产量，增加了政府对计税产量的控制，基本保证农民税额按照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以此提高了全省的公粮负担面，在总体征粮任务依然偏重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任务。 本文以相关农业税收档案为重要史料来源，结合已出版的中央与地方文献，以及《浙江政报》《浙江日报》等报刊，在考察浙江省1949-1950年度公粮征收方式转变的基础上，探讨该省1949年度公粮征收中出现的问题由何而起，农业税籍体系怎样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建立，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调查定产经验如何产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本文尝试整体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征粮方式的调整，并探析南方新解放区征粮实践对中共农业税收制度运作方式的影响。 一、征借与粮食困难 1949年渡江战役后，随着解放军南下步伐的加快与接收城市的增多，中共军事与行政开支压力进一步增大，南方新解放区普遍出现财政困难，其中尤以浙江、江西等省为甚。④而在渡江战役前，中共中央曾就军队粮草问题下达过指示，华东支前委员会也有过具体的部署。194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明确军队粮草供应问题必须采取就地征借办法，征借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其次是中农，以粮食总收入为标准，地主最多征借50%、富农35%、佃富农20%、中农15%。⑤3月26日，华东支前委员会则制定了在江南新解放区征借粮食的初步方案，其中浙江省预计征借数目为4亿斤。⑥ 一般而论，预征数额的确定存在就高就重的问题，完成粮食征借任务也就有一定的难度。1949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开始部署全省的征借工作，预期任务数定为4.5亿斤，较华东支前委员会在3月确定的任务有所增加。⑦浙江省委认为，保证军粮民食是未来三个月的关键任务，要求在8月底前完成。⑧但各地完成情况并不乐观，时值6月，浙江农民正处于青黄不接时期，建德地区就有中农反映缺粮，要求新政府照顾。⑨而掌握粮食较多的部分大户，在解放军到来前“离家逃亡，将粮食卖掉换成金银，到杭州上海等大城市去”。⑩临安县农民征借时拿不出粮食，认为“共产党有办法叫地主拿出粮食来卖”，当发现征借数量较多后，许多农民开始顾虑“把地主富农的粮食借光了叫我们没处借”。(11) 大户逃亡、农民普遍缺粮等情况使征借进展缓慢。在中共基层政权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有关征借工作的指示要求“采取正确的暂时利用旧保甲之政策”。(12)以余杭县为例，征借的第一步为召集保甲长及群众代表开会布置任务，第二步为宣传教育，第三步即规定缴粮时间，要求20天内完成粮草征借。(13)安吉县则将所有旧保甲长集中到县训话，要其重新做人，立功赎罪。然而由于粮食缺乏，多地保甲长反映任务过重，难以完成。部分基层干部也向上级反映了相似情况，一些地富成分的本地干部甚至抵抗征借，认为“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14) 最终通过各种措施，地主成为征借的主要对象。浙江省委明确表示，地主所负担的粮食占总征借数目的60%。(15)1949年7月前后公布的征借办法规定，每户征粮额是以田亩、人数为标准，具体：(1)每人平均有田7分以下者不借；(2)每人平均有田7分以上至2亩者，每亩借8斤；(3)每人平均有田2亩以上至3亩者，每亩借12斤；(4)每人平均有田3亩以上至4亩者，每亩借20斤；(5)每人平均有田4亩以上至6亩者，每亩借30斤；(6)每人平均有田6亩以上至10亩者，每亩借40斤；(7)每人平均有田10亩以上者，每亩借50斤。可以看出，人均4亩田是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超过4亩后累进程度加重。(16)而根据建德地委土改前的调查，建德地区地主及富农的人均土地占有量分别为14.37亩及5.47亩。(17)这说明征借办法的规定既有对地主、富农加征的取向，也侧面反映了土地改革前中共对浙江地主、富农阶级划定标准的大体认知。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土地改革开展之前，阶级划分并不明确，而此时由于征借的任务导向，其过程中的阶级划分存在一定的随意和偏差问题，由此导致征借任务分配时出现既集中又无序的状态。以寿昌县为例，该县曾对典型村的征借情况进行调查，由调查材料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各阶层的人均土地、人均负担、亩均负担及负担占比，结果如表1所示。(18)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地主的人均土地数量少于富农；另一方面富农的负担占比与亩均负担相较于地主却明显偏低。地主亩均负担突破了征借办法中最高的50斤，反映了征借办法在实际征收中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负担主要集中在地主，而由于富农的低负担，征借处于无序状态，征借规定中强调的累进精神并未体现。征借过程中，另有部分地区划分阶级的标准服务于征借任务的完成。临安县锦南乡分派粮食数目的同时，“指定一定的地主户数目”，目的在于“培养较好的地主先交粮”。(19)影响一乡地主户数的直接因素是征借任务，随着任务的下达，首先划定部分地主来负担大部征借数目，其次才划定其他阶级，也反应了征借处于无序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