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也跨越国界快速向全球扩展，突出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及其带来的极端气候灾害风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气候变化2023》综合报告中指出，2011-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对比1850-1900年上升了1.1摄氏度，未来20年间全球气温上升达到或超过1.5摄氏度的可能性超过50%，全球各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气候系统性变化。最令人担忧的是，气候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影响远超预期，气候风险将随着气候变暖的加剧而迅速升级，而广大发展中地区人民的生存环境对气候变化存在高度脆弱性（IPCC，2023）。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不仅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还提出“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国在推行制度型开放进程中也高度重视“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工作，综合实施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等支持绿色产业发展，防范全球气候变化风险冲击。 全球金融市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决定了其与国际金融的联系十分紧密（杨长江和赵海君，2022）。全球银行部门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防范识别社会与环境风险的指标体系，即“赤道原则”，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这一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国银行贷款中，银行已关注到信贷的气候变化风险暴露问题，体现在对各行各类企业提供贷款的风险溢价、合同条款等方面的差异（Javadi and Masum，2021；潘敏等，2022；Huang et al.，2022；Nguyen et al.，2023）。在全球银行贷款中，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气候变化风险对辛迪加贷款风险溢价的影响（Delis et al.，2019；Jiang et al.，2019；Ehlers et al.，2022；Ho and Wong，2023；Degryse et al.，2023）。然而，上述研究忽视了气候变化风险对跨境银行贷款规模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一国气候变化风险上升将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企业流动性水平下降、债务违约风险上升，“气候变化脆弱性行业”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强烈（Huang et al.，2018）。这也将影响境外贷款者的信贷风险感知，贷款者需要的信贷风险溢价补偿上升（谭小芬等，2022），跨境银行贷款规模随之下降。 区别于气候变化风险，气候变化脆弱性指标不仅体现了一国面对的气候变化风险大小及其影响程度，还反映了该国经济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郑艳等，2016）。相较于各类单一气候变化风险指标，能更为全面地反映各国受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及其应对风险的韧性。圣母大学全球适应倡议（Notre Dame Global Adaptation Initiative，ND-GAIN）将其定义为“人类社会受到气候灾害负面影响的倾向”（ND-GAIN，2023），并构建了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指标，是现有研究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的重要代理变量（Kling et al.，2021；Wen et al.，2023）。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欧美发达经济体凭借更强的经济金融实力和更为清洁的产业结构，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脆弱性更低；反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普遍更高。气候变化脆弱性这一宏观因素对微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普遍影响，已成为一类日益重要的跨境信贷风险来源以及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拉动”因素。 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ND-GAIN构建的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指标，结合企业逐笔跨境辛迪加贷款微观数据，研究了一国气候变化脆弱性上升对本国企业跨境辛迪加贷款规模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一国气候变化脆弱性上升，将导致本国企业获得的逐笔跨境辛迪加贷款规模下降。还会造成借款方企业的流动性水平下降、债务违约概率上升，推升了境外贷款者对信贷风险溢价的补偿需求，进而导致企业获得的逐笔跨境辛迪加贷款规模萎缩，而全球美元流动性的收紧将放大这一影响。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气候变化脆弱性上升将造成贷款者收紧信贷条件以规避风险，定期贷款和期限更长的贷款受到的影响更强。从借款者视角出发，债务压力更大的企业受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影响更强，采矿业、制造业、交通公共事业等“气候变化脆弱性行业”的企业均受到气候变化脆弱性的显著影响。 相较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开拓性地将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纳入影响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拉动”因素中，从微观视角出发，细致探究了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这一日益重要的风险因素对企业跨境辛迪加贷款规模的影响。第二，使用NDGAIN构建的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指标，全面衡量了各国面对的气候变化风险大小及其韧性，弥补了以往研究仅使用单一气候变化风险指标的不足。结合各国发生的重大气候灾害事件等因素，全面分析了一国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微观影响。第三，分别从贷款、企业及行业层面分析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异质性结论。从借贷双方视角出发，剖析了气候变化脆弱性的作用渠道。有助于企业与金融部门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冲击，也为监管部门加强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监测与管理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