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史上，先秦之後，至少有三次新名詞大量湧現的時期，一是漢唐時期，二是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三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三個時期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中外文化交流極為活躍，外來文化的引入最後都在漢語詞彙方面烙上了深刻的印記，留下了豐富的遺產，擴大了詞彙容量，增強了語言能力並影響了文化和歷史發展。相比之下，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又是最為突出的。 如果說，兩漢時期漢語中因文化交流而創生的新名詞多是物質類名詞，①唐代前後因此而產生的多是佛教名詞，包括不少抽象性較強的思辨名詞，②明末清初出現的新名詞主要是西方天主教名詞和曆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和邏輯學等新學科名詞，那麼時至晚清民初，新名詞不僅涉及物質、精神和制度各領域，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各方面，在出現規模、範圍和數量上，遠遠超過前面所提到的幾個時期。而且其內涵之豐富，其所依託的現代科技、人文社科學術，對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之大，也非以上各時期能夠相提並論。 由於明清之際是近代中國許多新名詞的最初起點，同晚清民初時期有著極為密切的整體性關聯，它牽涉到不少近代新名詞的創生時間、形成方式和產出地等問題，並體現中西日互動的複雜性，故我們的考察，不得不從明清之際開始，延至鴉片戰爭以前。目前，學界對明清之際至鴉片戰爭之前新名詞的研究已有不少，③但整體把握者仍不多見，許多重要新詞和新名詞現象，仍缺乏切實關注和深入考析，這將成為筆者努力的方向。 新名詞大量出現於明末清初的中國，主要是西方天主教傳教士來華傳播西學的結果，是兩種古老的異質文明直接交流碰撞的產物。而創譯新名詞的主體除了通曉漢文的西方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teo Ricci)、艾儒略(Giulio Aleni)、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之外，往往離不開中國官員和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王徵等人的幫助與配合，通常都是他們雙方合作的結果。 一、天主教詞彙、“西學”的結構及體系化新詞 在明清之際譯自西方的眾多新名詞中，首先需要關注的，自然是那些關於歐洲天主教的宗教詞彙。諸如“造物主”、“救世主(者)”、“天主”、“陡斯”、“耶穌”、“基督”、“基利斯督(契利斯督)”、“大主宰”、“大父母”、“聖母”、“瑪利亞”、“(人類)元祖”、“亞當”、“厄娃(又稱阨襪)”、“罷德肋”、“費略”、“斯彼利多三多”、“三位一體”、“全知全能”、“教皇(又稱‘教宗’‘教化王’)”、“教會”、“教堂”、“主教”、“鐸德(‘撒責耳鐸德’的簡稱)”、“神父”、“修士”、“傳教士”、“瞻禮(日)”、“彌撒”、“先知”、“聖誕”、“聖寵”、“聖靈”、“聖神”、“聖經”、“聖洗”、“聖油”、“聖水”、“福音”④、“原罪”、“十誡”、“審判”、“十字架”、“門徒”、“宗徒”、“亞尼瑪”、“陡祿日亞”、“四元行”、“體模”、“依模”、“如德亞”、“茹達斯(即猶大)”、“亞孟”、“耶穌會”、“方濟各會”等天主教新詞，這一時期均得以形成，並且大多在一定範圍內得到傳播。 “上帝”乃中國古老詞彙，此時卻被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用來對譯天主教的唯一真神(拉丁文為Deus，希伯來文為Elohim，希臘文為Theos)。在利瑪竇等人看來，中國的儒、釋、道的某些教義，其實就是西方基督宗教的變異形態。為了減少來自中國傳統宗教方面的信仰阻力，他們將中國人崇拜的“天”改稱“天主”，同時將其與古典儒經中曾出現的“上帝”相等同。1584年，羅明堅主持編寫的《天主實錄》，成為首部創譯“天主”一詞的中文傳道書。1603年，利瑪寶著《天主實義》出版，則屬最早將“上帝”與“天主”等同的著作，書中強調“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又言“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⑤儘管有傳教士反對使用“上帝”之稱，認為過於迎合儒家，會滲入太多儒教觀念乃至世俗性，有損於基督宗教的一神獨尊，容易造成多重誤解，但最終還是利瑪竇等人的觀點佔了上風。於是不僅“天主”而且“上帝”，在中國都成為表示基督宗教主神概念的“新名詞”，而“天主教”(偶爾見稱“天教”)和“天主堂”等詞，亦隨之逐漸流傳開來。 關於“上帝”和“天主”之間的對應關係及其當時來華教會的認知策略，1616年歐洲傳教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在一封奏疏中解說得十分清楚，不妨引錄如下： 中國稱上帝為天，猶稱帝王為朝廷，亦無不可，特因此中文字圓活，稱旋轉者曰天，稱主宰者亦曰天，可以意會。西國行文，務須分別，必稱天主云耳。故天也，上帝也，天主也，一也。⑥ 不過利瑪竇等人去世後，反對使用“上帝”譯詞的在華傳教士取得主導地位，他們的意見並且得到羅馬教廷的支持。1704年，羅馬教皇下令不准中國天主教徒採用“天主”以外的其他譯名，1742年，教廷乾脆頒旨禁止將“天主”稱為“上帝”——這實際成為同中西“禮儀之爭”關聯緊密的內容之一，從此，“上帝”一詞在天主教裡遂不再具有合法性。 明末清初，傳教士的傳教著述一般停留在詮釋《聖經》教義和敘述有關天主的“神跡”上面。《聖經》大體完整的翻譯，出現在18世紀初之後。如巴黎外方傳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與中國神父合作翻譯的聖經；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完成的《古新聖經》等。但這些譯著當時多沒能正式刊行，其影響主要發生在晚清初期。不過儘管如此，明清之際的漢譯天主教書籍，正如趙曉陽所指出，還是“奠定了基督宗教話語體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詞語基礎”。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