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还是传承？　　

　　对于元朝与明朝之间的关系，学者多认为明朝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继承了元朝的发展，二者之间是连续而非变革，即并不存在剧烈的革命。①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元明之际更多的是变革，而非延续。李新峰从军事、政治结构、社会变迁、文化等角度分析，认为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②以往学者在论及元明鼎革时，通常将继承和变革视为水火难容的两个对立面，且多从传统的陆地视角进行分析。如果我们将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从海洋史角度考察元明鼎革，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提及元明之际的海洋史，多数学者首先会想到海洋政策由宽松到严苛的嬗变。除此之外，海洋的其他方面如官方海运、造船航海、倭寇活动、海防建设等，是否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抑或有不同的形态？

　　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对元明时期的海运史展开论述。③吴缉华、李映发、冯超等对比考察了元明时期的海运和漕运，单丽则对元明时期的航海技术传递做了分析。④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较多的启发。然而，囿于各种条件，以往研究在对比分析元明海运与造船航海方面略显粗疏，也缺少对相关文物资料的充分利用。更重要的是，前人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吴缉华认为，“元朝与明初南北的输送虽然都是海运，但以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两个时代的海运，却是完全不同的”⑤，值得商榷。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比、分析元朝和明中前期的官方海运及其相关的造船航海活动，以期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元明海洋史之变迁。

　　一、元代海运粮食

　　1271年，元朝正式建立。次年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⑥。元大都人口众多，为保障其物资供应，元朝政府不得不从富庶的江南地区及腹里中南部平原地区调集大量粮食。从江南运粮主要有两种途径：漕运和海运。相比漕运而言，海运有廉价、方便、运量大等特点。经过复杂的族群政治博弈，元廷最终将海运定为运粮的最重要方式。⑦

　　在海运试行阶段，每年运粮数量有限，只有4万多石，后来逐年增长，高峰时曾经达到300多万石。海运粮食可谓关乎元大都甚至元朝的存亡。从运粮数量上来讲，元朝海运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至元二十年(1283)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均运粮数量为25.6万石。该阶段运粮数量不稳定，但整体趋势在增加，实为试运阶段。第二阶段，至元二十六年(1289)到大德五年(1301)，年均运粮约83.5万石。第三阶段，大德六年(1302)到大德十一年(1307)，年均运粮约164.3万石。第四阶段，至大元年(1308)到延祐五年(1318)，年均运粮218.4万石。第五阶段，延祐六年(1319)到天历二年(1329)，年均运粮约302.5万石。其中，天历二年有350多万石。⑧其后，相关文献对海运粮食缺乏系统统计，只有若干年份的零星统计。例如，至顺元年(1330)集结在南方诸港待运的粮船有1800只⑨；至正元年(1341)，从江南运粮280万石；至正二年(1342)运粮260方石；⑩至正三年(1343)有多达3000余艘的船只运粮(11)；至正十二年(1352)“岁运不至”，元廷只好下诏屯田，表明海运粮食已经不能满足大都所需；至正十四年(1354)，“淮海漕粟不继进行于京庚，庙堂有忧之”。次年三月，元廷千方百计海运百万石粮食到大都。(12)不过，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割据平江，严重影响海运，其后元廷只能依靠少量漕粮苟延残喘，直至灭亡。(13)

　　

　　元代海运粮食数量变化图

　　数据来源：《永乐大典》卷15950《元漕运二》。

　　前人对元代海运制度、参与人员等已有较多研究，兹不赘述。笔者仅补充几处遗址，以展现当时海运之繁盛。海运粮食到达直沽后，再经运河转至元大都。为了中转粮食，元朝政府在大直沽设立接运厅。(14)至元二十五年(1288)，鉴于漕运司“兼管内外，欺诈者多”，丞相桑哥奏请将之一分为二。在内者为京畿都漕运使司，主要负责将海运粮食转运到大都各粮仓；在外者为都漕运使司，主要负责从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务、李二寺、通州等处儹运粮斛。都漕运使司的总司设在河西务，建有十四仓，分司设在临清。(15)同年四月，增立直沽海运米仓。(16)河西务十四仓现位于天津武清区，元代时曾有一片湖水，为接卸转运海运粮食的重要基地，其南北、东西均约长2千米，南北两岸各有一个码头，湖东部与运河相通。(17)

　　近年来，天津陆续发现了十多个与航运相关的重要遗址，如西仓遗址、太子务遗址、杨村遗址、河西务遗址等，出土了丰富的文物。(18)1969年，武清小河村发现金元时代窖藏一处，出土有8个银铤和六耳铁锅、黑釉大罐等元代遗物。银铤刻有行人、秤子的姓名和铤的重量以及砸印符号等。1971年，武清大赵庄村发现1个银铤，长14.5厘米，宽8.7厘米，重1974克，正面砸印“平阳路伍拾两旦课银流泉库官张□王仲□库工张海”，錾刻“课税所”，背面铸有“平阳”两个大字。(19)1976年，河西务公社东西仓村出土2枚铜权、1枚铁权。其中一枚铜权通高10.5厘米，底宽5.3厘米，实重775克。权身六面均铸阴文，正面中部为两行汉字“大德七年大都路造”，右侧为察合台文“量秤”，左侧为回鹘式蒙古文“秤石”，背面中部为汉字“二十五斤秤”和八思巴文“一斤锤”，右侧为回鹘式蒙古文“二十五”，左侧为察合台文“二十五”。天津还发现多枚铜权、铁权。(20)

　　1982年，考古学家曾对河西务十四仓遗址进行初步勘探挖掘，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瓷器、铜镜、建筑瓦件等元代文物。瓷器有浙江龙泉窑所产的元青瓷划花碟、青瓷小盘，河北磁州窑所产的元白釉褐彩鱼藻纹盆、荷叶口罐盖、白釉褐彩盘，钧窑所产的元瓷碗、盂、炉、小盏等，江西景德镇所产的元影青龙凤纹扁壶、圆壶等。这些瓷器与元大都、元上都所发现的瓷器类别大体相同，出土时有的成类在一起，应为成批的商品。(21)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启动了新的发掘工作。相信随着更多相关文物的出土，元代仓储的众多秘密也会被一一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