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以其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发展格局。这种观照全球的眼光，使中国文化建设在不断走向现代、走向国际的过程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文化建设的独特性与自主性。就美术而言，世纪之交那种艺术全球化的躁动，曾产生了追捧西方“当代艺术”的盲从心理，似乎一切中外优秀的架上艺术都失去了“当代性”意义，似乎中国画只有变种为装置、观念和影像才具有艺术的国际性。显然，全球化艺术带来的是向西方当代艺术完全靠拢的一种自我失声，不仅否定了以中国画为载体的中国视觉文化在当代创造性转化的机制，而且否定了一切中外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在当代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新时代中国美术的全球视野，是在经历艺术全球化之后形成的一种自觉观照全球艺术发展的方法。中国当代美术不再自我封闭，而是不断在与全球艺术发展的互动之中形成创新机制、探索艺术发展的未来空间。但这种全球观照特别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艺术发展的历史与传统，也正是在这种全球观照之中，中国美术探寻出一条现代性的自主发展新路。一个鲜明标志，就是新时代中国美术没有完全按照所谓全球化艺术模式来设定其“当代性”样式，而是在继承中外一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通过艺术所凸显的民族复兴形象与宏大史诗叙事，展现一个民族的现代艺术精神与现代艺术语言，并把这种现代性锁定在以人民为叙事主体的民族精神的视觉凝固上。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宏大叙事再度兴起，二是造型艺术各门类持续平衡发展，三是由新艺科建设、美术馆发展、新型展览机制与科技艺术探索共同形成的美育新业态。 一、宏大叙事成为民族复兴的视觉建构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艺术所追求的“当代性”以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提出的宏大叙事消解为理论基石，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甚至认为后现代社会观察世界的准则不在于永恒的共性而在于事物的差异性。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典型模式便在于推翻架上艺术建立的具有某种共同理想的艺术形象，通过任意挪用现成品，赋予其哲学思维与批判精神，将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向日常生活的个人微叙事。且不说利奥塔所秉持的对后现代社会知识的合法性必然导致与伦理政治发生尖锐冲突这一论断是否具有“合法性”，就“科学知识”与“思辨精神”所体现的宏大叙事而言，也并未在后现代社会消失贻尽，最重要的是宏大叙事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或精神建构仍然普遍存在。 对中国这个在20世纪才逐渐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而言，宏大叙事更是这个国家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走向民族复兴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建构。中国古代绘画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画，文人画在某种意义上可比作利奥塔所谓的微观叙事。20世纪新兴木刻运动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开启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宏大叙事，而延安木刻对新型社会关系的呈现是中国现代美术宏大叙事的重要篇章。因为那些画面表达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人在这种现代社会雏形中所建立的关于人的解放、尊严与平等的启蒙主义思想。有关社会解放题材的大型绘画，最早以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等为发韧，前者通过古代神话隐喻中国人的精神节操和矢志不移的抗战精神，后者则以悲剧意识唤醒民众。20世纪40年代末，莫朴的《清算》《入党》和赵域的《红旗》等油画，开启了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画创作。五六十年代伴随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的筹建，促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大型历史画创作高潮，宏大叙事开始成为新的国家、新的社会制度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一种精神塑造。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伤痕美术、乡土写实绘画是另一种宏大叙事。罗中立的《父亲》是以宏大叙事的情感塑造了一个普通农民形象，其作品力图唤醒一个民族对整个国家命运的真实感知。而此后受西方现当代艺术思潮影响形成的“八五美术运动”，则体现了利奥塔所描述的宏大叙事的解体。世纪之交那种矮化中国人的所谓“当代艺术”，开始在全球化艺术声浪中塑造“他者”眼中被政治标签化、被妖魔化的中国人形象。这些基本以异化或丑化中国人形象为视角的所谓“当代艺术”，也无疑以解构宏大叙事为特征。因为这些充满恶意意识形态批判的所谓“全球化艺术”，恰恰以所谓微观叙事来解构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其在国际的流行，也符合了某些“他者”策展人与批评家打着所谓不带有政治偏见的幌子所期待看到的中国形象。从根本上说，这些作品的叙事主体不是中国民众，而是西方某些批评家与策展人。 利奥塔对宏大叙事在后现代社会消解的判断，也许对西方社会的知识进化状态是适用的，但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进步的普遍规则。不过，他对宏大叙事的定义却非常富有启发性，他认为“解放”叙事的实质是由知识服务的对象——国家和民众——从实用的目的来决定其合理性，并认为在解放叙事中叙事的主体是“作为自由英雄的民众”①。从这个角度讲，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美术之所以再度回到宏大叙事，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中国快速发展，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强盛也必然意味着宏大叙事对这种国家意志的视觉凝固。从来没有哪个历史时期像新时代这样，如此深刻地把美术繁荣发展与塑造民族、国家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时代十年，仅国家层面立项并先后组织完成的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就有“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②、“‘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③、“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前后两批)”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美术作品创作展”⑤、“最美中国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型美术创作工程”⑥、“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美术创作”⑦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省、区、市及专业机构立项并组织完成的数十个省市级美术创作项目⑧。这些大型美术创作工程或项目填补了中国美术史有关大型历史画创作的空白，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国家博物馆、国家和省市级美术馆等有关中华文明史、中国革命史、改革开放史，尤其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繁荣历史的视觉史诗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