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墨迹，自五代北宋以来，向为学书者视为珍宝。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记道：“盖自唐以前，贤杰之士，莫不工于字书，其残篇断稿为世所宝，传于今者，何可胜数。”①又云：“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余之所录如于頔、高骈，下至陈游瑰等书皆有，盖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可爱。”②可见唐代书法之繁荣，不独欧虞褚薛、徐李颜柳震古烁今，即便是一般书手，也多有可观之处。然则元明以来，唐人书法流传于中国者多为碑刻，墨迹殊少，真相不彰。直至敦煌藏经洞开辟以及日本如正仓院、金刚峰寺、醍醐寺等所藏唐人手迹逐渐为世人所见，其传承之有序、面貌之丰富、书写之精巧，足证欧阳修所言非虚。日本弘仁本《文馆词林》即为欧阳修所言“楷书手辈”之迹，主体抄写于平安时期嵯峨天皇③统治时代，楷法严正、气象沉雄，兼之卷帙浩大，为唐人抄本之无上神品，对当下研习唐代楷书和中日两国书法史有重要意义，故写此文探讨如下。 一、弘仁本《文馆词林》书法的时代背景 日本原本没有自己的文字体系，据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④研究，从三国六朝一直到隋代之前，日本主要通过朝鲜半岛的韩人或者乐浪⑤、带方⑥的汉人间接学习中国文化和汉字，到隋代开始逐渐与中国产生直接联系，至唐为盛。在那个时代，日本的汉字书法显然不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它以步趋晋唐书风为尚，欠缺独创性，但是体现出强劲的学习和消化能力。据现有材料来看，晋唐以来，流传中国的楷书在书写上大致有两路写法：一路是以汉魏以来钟繇为起点、带有隶书意味的楷书体，用笔柔和，奇古可爱；还有一路是以二王父子为源头而形成的新体楷书，用笔简劲率直，丰神俊朗。两种写法在晋唐时期并存于世，互相交融，前者主要集中于南北朝时期，后者主要集中于唐，而隋混一宇内，具有明显的过渡形态。当时中土书法在形态上虽然表现出明朗的新体楷书发展趋势，但是旧有的传统书法依然强盛，处于交杂状态。 这种情况在日本书法早期发展阶段也有相应表现。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饶有隶意，《宇治桥断碑》类似北魏《张猛龙碑》，正仓院的《种种药帐》有《菩萨处胎经》中西魏书手的笔法，《那须国造碑》类似唐人的《千秋亭记》，《多胡碑》有云峰山刻石的气象，《佛足石歌碑》有传陶弘景《瘗鹤铭》的体势，难波木简与楼兰残纸的写法如出一辙，这些都明显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特点。而在唐风新体楷书上，《金刚场陀罗尼经》《大楼炭经》《瑜伽师地论》《十诵律》《千手千眼陀罗尼经》《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贤愚经》《中阿含经》以及圣武天皇的《杂集》、光明皇后的《乐毅论》、正仓院的《屏风花毡等帐》等书迹，亦是杰出之作。在新体楷书的发展上，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就是上述诸作无一例外地都带有浓烈的欧阳询书风特征——点画刚猛凌厉，转折沉厚峭拔。这对后来平安时期尤其是嵯峨天皇本人的书风，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平安时期，通过不断归来的遣唐使，尤其是空海、最澄等能书僧人源源不断地带回当时中国的各种名家真迹，日本在深入接受王羲之、欧阳询书法的同时，也受到褚遂良、徐浩书法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日本书法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代表性人物史称“平安三笔”，分别是空海(遍照金刚)、嵯峨天皇和橘逸势。现存弘仁本《文馆词林》的主体便抄写于嵯峨天皇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弘仁十四年(823)。《文馆词林》是唐中书令许敬宗等奉高宗旨编集的一部总集，共一千卷，分类纂辑自先秦到唐的各体诗文。其书于宋初中士即已亡佚，然在唐时传抄至日本，有些残卷在日本得以幸存，晚清开始陆续传回国内，计有清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本(收日本人林衡《佚存丛书》)、杨守敬《古逸丛书》本、杨葆初本、董康本、张钧衡《适园丛书》本等刻板刊行，但都收文不多，文字复多舛误。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会搜集流传在中日两国的所有《文馆词林》残卷，共得三十卷，依版本优劣，择善影印，制成影弘仁本《文馆词林》⑦一书发行，是目前为止收文数量最多、最接近原貌者，其中甚多文章可补《全唐文》《全唐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缺，并可供校勘之用，文献价值极高。由于是影印本，保留了原貌，人们得见抄本真容，极富艺术价值。 弘仁(810-824年)是日本的年号之一，指的是大同之后、天长之前，此时的天皇是嵯峨天皇、淳和天皇。嵯峨天皇于809年即位，在位15年，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期间，日本书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第一个高峰。嵯峨天皇不仅是推动书法发展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在书法上有着极深的造诣。嵯峨天皇酷爱唐风，在位时御宴、服饰、礼仪等都模仿唐朝体制，书法上尤嗜欧阳询，现存书迹有《光定戒牒》《李峤杂咏断简》《哭澄上人诗》等，特别是《李峤杂咏断简》，用笔如刀，形势险峻，观之如欧阳询书法。张怀瓘在《书断》中评欧阳询云：“有龙蛇战斗之象……风旋电击，掀举若神……森森焉若武库矛戟……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以猛锐长驱。”⑧结合欧阳询存世之《张翰帖》《仲尼梦奠帖》而观，此帖更合张怀瓘所记，成为考证欧阳询书风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嵯峨天皇以君主之尊有此好尚，其治下抄本受到相应的影响实为应有之义，这是研习弘仁本《文馆词林》书法必须把握的历史背景。 二、影弘仁本《文馆词林》的书写特点 从抄本每卷末题记所示及各卷抄写的字迹来看，存世影弘仁本《文馆词林》非一时一手之作，最早为卷665末所记“仪凤二年五月十日书手吕神福”，其余皆为“校书殿写弘仁十四年岁次癸卯二月为冷然院书”。仪凤二年为677年，是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年号，弘仁十四年为823年，当时中国是唐穆宗统治的长庆三年，前后相隔146年。故可推测，此抄本部分为遣唐使所携之中国抄手旧本，部分为日本抄手后来补抄。而从字迹写法和风格来看，此本以欧阳询书风为主体，但是各卷书写方式、质量有一定差异，有些甚至溢出主体风格之外，兹按卷次及书写特点作一整体排列，以示直观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