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细密画中的“欧洲风”：16—17世纪欧洲绘画在西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在萨菲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统治时期，阐述波斯细密画艺术理念、发展脉络、材料制备和创作技巧的画论著作纷纷涌现。1557年，库特布丁·齐萨赫万(Qutb al-Din Qissakhvan)首次提出这门艺术的七种基本技法和风格，并被米尔·萨伊德·阿合马(Mir Sayyid-Ahmad)记录下来：

　　正如“六体”(Six Pens)是书法艺术的基础，在这门艺术中，一共有七种：伊斯兰式(islāmī)、乞台式(khatā'i)、法兰克式(farangī)、连接式(fassālī)、云式(abr)、达格式(dāq)、结式(girih)。①

　　宫廷画师萨迪基·贝格(Sadiqi Beg)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成书的《绘画原则》(Qānūn al-suvar)中延续了这一说法，这显示出此说在阿巴斯一世(Abbas I，1571-1629)皇家画院里的影响力。②值得注意的是，这套被概括为“绘画七准则”(seven principles of painting)的理论涵盖了两类异域艺术传统。其中，“乞台式”名列第二，源于西亚指代中国和波斯以东广大地域的地理概念——“乞台”(Khitāi)，其显示出伊利汗国(Ilkhanate，1256-1335)统治以来中国艺术对波斯细密画的深远影响。③“法兰克式”(farangī)则来自另一个地理空间，专门描述来自西方的艺术影响。这个概念可追溯至波斯语中的“farang”(阿拉伯语写作“afranj”)，原指中世纪生活在欧洲地区的法兰克人(Frank)，伊利汗国官修史书《史集》中的《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Tārīkh-i Afranj，pāpān，wa qayāṣira)记述的就是这一群体的活动地域、风俗和历史。④到了萨菲王朝统治时期，随着来自欧洲的图像题材、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与细密画相融合，“法兰克式”被用于描述此类颇有影响力的“欧洲风”，奏响了波斯细密画走向现代的序曲。

　　

　　图1-《八名欧洲男女》，MS Hazine 2153号抄本54v页，约1370年，托普卡普宫图书馆藏

　　

　　图2-《天使报喜》，31cm×20.8cm 萨迪基·贝格，约1590年，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在历史上，受到伊利汗国与意大利、法国等欧洲政权往来的影响，最早借鉴欧洲艺术的波斯细密画出现在14世纪。《迪亚士图集》与托普卡普宫图书馆藏MS Hazine 2152、MS Hazine 2153号抄本中，均出现了数名中世纪欧洲男女的形象(图1)，但数量零散，不成体系。⑤到了16—17世纪，这股“欧洲风”显著增强，甚至打破了20世纪初叶劳伦斯·宾永(Laurence Binyon)、巴西尔·格雷(Basil Gray)等学者所定义的细密画艺术理念和表现手法，引入了形体、光影和深度空间的概念。那么，这一巨大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法兰克式”将如何帮助人们打破细密画与西方绘画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

　　一、细密画中的欧洲人

　　在《绘画原则》成书的同时，宫廷画师萨迪基·贝格绘制了一幅“法兰克式”主题的细密画(图2)。画面右侧是一名卷发高鼻的青年男子，手持一根缠有卷轴的手杖，跪在左侧翻阅书本的长发女子面前。鉴于男子左手的祝福手势和两人的位置关系，可知这幅细密画再现的是欧洲一类经典宗教题材——“天使报喜”(Annunciation)。卷轴上圣母与天使间的对话被无法识读拉丁字母的贝格改写成十个似是而非的波斯文字母，衣褶尖锐的折角则带有强烈的北方风格。据此推断，它的来源并不是14世纪初完成于大不里士的《古代民族史》和《史集》中的同主题插图，而是文艺复兴以来制作于欧洲北方地区的版画，如活跃于尼德兰地区的“飘旗大师”(Master of the Banderoles)的《天使报喜》。⑥

　　此类来自欧洲的图像(尤其是大量复制、便于携带的版画)是如何传入西亚，并被细密画师所接纳和模仿的？1501年，为了遏制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逐渐向安纳托利亚高原以东扩张的态势，尊奉什叶派的萨菲教团首领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I)联合红帽军占领了大不里士。为了寻找可以夹击奥斯曼帝国的欧洲盟友，他首先选中了商业利益受损的威尼斯，并于1509年派出了两名使者。⑦然而，随着1524年查尔迪兰战役(Battle of Chaldiran)的惨败，伊斯玛仪一世失去了西北部的领土。在奥斯曼帝国的威压下，继任者塔赫玛斯普一世(Tahmasp I)签订了《阿马西亚条约》。为了谨慎地维系这一和平关系，他没有积极回应1562年来到加兹温的英国探险家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提出的贸易要求。⑧这一时期，萨菲王朝与欧洲的往来断断续续，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