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期艺术作品里，动物的形象极为丰富。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相对抽象，释读起来困难重重。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动物相对具体，形象也较玉器丰满，但人兽杂沓的构图，显然有更多的形式意味，未必真能一眼可辨。汪悦进教授在《壶中天地：生气与宇宙之气》等系列文章里，就对图绘的内容进行了全新的阐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构图复杂，出土完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和宝贵的信息。尽管争议尚多，但大家都不否认其中动物释读对于帛图内涵解析的重要。 然而，如果没有协调性的解释系统，同一形象或构图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事实上，关于帛画意旨，就存在入地和升仙两种不同的阐发方向。所以这个协调系统，不是学者个人的自圆其说，而是中国早期思想的大背景。就像陈寅恪所言，熟悉旧材料才能利用好新材料，零散的出土材料如同残破的古画片断，只有知道这幅图的大致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的位置，以复旧观。①西方图像志研究用图像库和图像系列，限定意义阐发的范围。而中国古代重文轻图，图绘时常成为文字和文学的摹写，文图又未必能一一对应，尤其是在早期中国。如何避免主观臆断，是目前图像研究的最大问题。 庆幸的是，中国有强大的文献系统，足以提示思考的方向，这是中国古代研究的优长。只是早期文献非常分散，背景信息往往弥散在各类文本中，不可能进行一对一的对照。而古今概念往往抵牾，仅凭关键词检索，极易挂一漏万。经过佛教观念和西方思想的洗礼，现代中国人对中国早期的思维方式也已隔阂。若缺乏对先秦思想的整体把握，拼接出来的必定是现代人的古代想象。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是我们进入早期思想的一个极好入口。但在图像释读之前，先从文献的方面进行整理和收束，也很有必要。如此，图像的系统和文献的系统才能互相制约、彼此补益。无论是以图证史，还是以史观图，都低估了文献系统的复杂和图像系统的丰厚。本文将从文献的缺口进入，为图像的解读瞄定方向，并夯实研究的基础。 一、何以聚焦分类 在马王堆的时代，中国没有动物学的专书，到哪里去寻找动物图像释读的依据呢？只言片语的史料拼接，不足以支撑T形帛画这样丰富的叙事。有限的早期文献，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对照。笔者的策略是先从文献入手，摸索早期中国的思想大形及其思维特点，为后续的图像研究提供参照和补充，毕竟文字的表述更直接、更确定。 就像西方人类学家总是对原始部落细致丰富的动物分类印象深刻，分类是所有文明掌握世界、表达认知、建立秩序的基本方式。分分合合的背后是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分类的差异就是文明的差异。涂尔干(1858-1917)和莫斯(1872-1950)率先在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掘。②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便以此进入对早期原始思维的考察。③福柯(1926-1984)也是从博尔赫斯引述的中国古代动物分类表里，感受到与既有印象极不相符的中国思维，从而展开其关于“词与物”的伟大思考。④事实上，分类学(Taxonomy)首先就是指生物分类学，是西方最早成体系的现代学科，由此终结了欧洲的博物学时代。因此，从动物分类的角度切入，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感知中国早期的思维方式，因为分类有结构知识或曰观念系统化的功能。 以往对古代动物分类法的研究，多从生物学和科技史的角度，发掘其符合西方近代双名分类体系的合理成分，以与现代生物学进行比较或对接。⑤受海外学者李约瑟(1900-1995)、胡司德(Roel Sterckx，1969-)等相关研究的启发，从文化和思想角度进入的探讨，刚刚起步。在有限的研究里，由于细节进入得不够，或是缺乏对中国早期思想的整体把握，总是切分出相互隔离的诸多体系，从而带来理解的偏差。如郭郛划分了《尔雅》、《管子》《礼记》《吕氏春秋》系列、《考工记》、《本草纲目》四种分类系统。⑥胡司德则归纳为血气、阴阳五行关联分类、道德分类三种模式。⑦黄晨曦指出《考工记》和《本草纲目》不宜单列，却又发明出一个独立的礼乐祭祀和行政管理系统，从而把动物分类、阴阳五行学说、政治理念割裂开来考虑。⑧可见该论题被西方视野和近代思维笼罩，还没有真正立足中国早期思维的特性。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更需要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发掘更多、更深刻的内容。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动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动物志》外，他还写有《论动物运动》《论动物行进》《论动物生成》《论灵魂》等诸多文章，被视为比较动物学的创始人，对西方文化影响至巨。最早以逻辑形式写下植物分类法的，正是他的学生Theophrastus(约前370-前285)。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一如古希腊思想形塑了后来的欧洲文明，战国至汉初的观念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色。与古希腊不同的是，早期中国没有讨论动植物分类及其寓意的专书，⑨相关信息只能从文字和古籍的上下文里去寻找。 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尔雅》，把动物分成虫、鱼、鸟、兽、畜，把植物分为草和木，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分类方式。畜因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而专设一目，和鸟、兽重叠，实际是虫、鱼、鸟、兽四个大类。同期古籍有的还会多出一个介类来，但鳞和介经常并称，似乎很难说截然四分或五分。《楚辞》多“香草”，读《诗》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作为释经的权威，《尔雅》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代便正式纳入了经书。三国时期陆玑解《诗》，径直以“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名。后世各种类书，如宋代《海事碎录》、明代《广博物志》、清代《骈字类编》等皆以草、木、鸟、兽、虫、鱼为纲。直到明朝药典《本草纲目》，依然没有跳出这个基本框架(见表1)。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