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瓦罗·加西亚·利内拉(Álvaro García Linera)是玻利维亚前副总统、拉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与埃沃·莫拉莱斯联合执政13年(2006—2019)。他在20世纪末期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主张被拉美社会主义学者称之为“印第安马克思主义”(Marxismo Indianista)①，他本人也曾多次提到自己是一个“印第安马克思主义者”，“在玻利维亚，印第安主义是历史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是权力的意志，二者融合为一种思维”②。但是在国内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该思想从未被提及，导致在玻利维亚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时代与21世纪“社群社会主义”之间缺少一个关键的过渡阶段。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③，结合加西亚个人的著作，对“印第安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创新和局限进行分析，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玻利维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为拉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借鉴。 一、玻利维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动力 20世纪末期玻利维亚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正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两派既没有能力解释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也无法与日渐兴起的土著农民运动结合，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成为左翼知识分子必须完成的时代任务。 (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迫使左翼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1991年苏联解体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发危机，曾经长期追随共产国际路线的玻利维亚左翼不仅失去外部援助，在理论上更是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奉为圭臬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部分左翼倒向改良主义，接受“华盛顿共识”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的方案，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能够实现社会公正；而另一部分坚持革命立场，他们认为苏联的失败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探索玻利维亚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阿尔瓦罗·加西亚·利内拉所在的“公社小组”④聚集了一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兼具理论修养与实践经验，能够将印第安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民族、国家和革命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工人阶级的战斗力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工人一直是推动玻利维亚社会进步的先锋力量，矿工是其中最具组织性和战斗力的部门。他们是1952年革命的主力，在反军事独裁和恢复民主的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是其他阶级和部门公认的政治领导者。⑤1985年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后，由于私有化政策的实施和新生产技术的普及，大量工人被裁员。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正规工人仅占劳动力总数的20％，剩余80％是非正规工人，包括临时工、分包工、计件工和季节工，他们在没有任何保护、组织的条件下工作，被迫忍受各种不公平待遇。⑥加西亚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改变剥削方式，将工人阶级从统一的、同质化的整体消解为多样的、原子化的个体，破坏了工人阶级的集体组织和行动能力。1986年“生命大游行”(Marcha por la Vida)⑦失败后，作为玻利维亚工人象征和骄傲的矿业工会开始解体，工人阶级随之退出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关于“工人阶级是否消亡”的争论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三)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促使左翼更新革命方式 在经济危机恶化的同时，新社会运动异常高涨。2000年“水战”是玻利维亚第一个新社会运动，当政府宣布对科恰班巴市政水资源服务私有化时，被激怒的民众在“保护水资源公有”的口号下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水与生命协调委员会(Coordinadora del Agua y de la Vida)与政府展开谈判，迫使对方放弃与外国私人公司签订的供水合同。同年9月，农民、古柯生产者、教师联盟封锁了所有进入首都拉巴斯的道路，要求政府废除1996年颁布的土地法。在2003年的“天然气战争”中，约1/7的玻利维亚人参加了由各种土著和劳工团体组织的抗议活动，他们强烈要求结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施天然气国有化、制定新宪法，在政治上接纳该国大多数土著人口。与“旧”劳工运动的区别是，新社会运动不再以劳动场所或某一阶级为中心，而是所有底层民众围绕具体要求(水、土地、公共服务)自发展开的临时行动。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改变了阶级斗争条件，要求左翼制定新的革命目标、方式和战略。 (四)民族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伴随印第安主义的兴起、土著政党的出现和土著农民运动的壮大，民族文化因素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作用日渐突出。经过近30年的发展，印第安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衍生出两种变体：以费利佩·奎斯佩·万卡(Felipe Quispe Huanca)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埃沃·莫拉莱斯为代表的温和派。第一派完全从民族立场出发，认为印第安人问题不是同化或者融入“白人”“文明”社会的问题，而是解放问题。⑧革命是印第安人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摆在印第安人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权力或者死亡!”。⑨第二派在强调印第安人文化和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对西方文明和非印第安族群采取了更加温和的立场，因此在白人、混血人中也获得一定支持，逐渐成为一种可行的政治选择。左翼要想恢复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就必须将民族文化问题纳入视野。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阿尔瓦罗·加西亚·利内拉1962年出生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的一个中产阶级混血家庭，1981年前往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1985年回国后投身工农运动，是图帕克·卡塔里游击队⑩的核心成员。他发现当时玻利维亚盛行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考虑本国的印第安人和社区问题，只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工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先锋的作用，与玻利维亚的实际情况不符。于是，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解读，特别是那些关于民族、社区和革命问题的著作。其中，马克思晚年未公开出版的《科瓦列夫斯基笔记》和《资本论》第六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列宁在1917年撰写的《国家与革命》给予加西亚很大灵感，使他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