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4日，万众瞩目的英国大选结果出炉：在野蛰伏14年的英国工党强势拿下412席，远超326席的半数门槛，成功返回多数党的位置；而执政的保守党仅获得121席，遭遇了历史性失败。①从席位数来看，工党取得了历史第二好的成绩，仅次于托尼·布莱尔在1997年大选中获得的418席，绝对的议席优势意味着新任首相基尔·斯塔默在未来五年里将拥有较大的较少受掣肘的施政空间。那么，政治选举中的压倒性优势是否意味着英国工党重新崛起了?这种压倒性优势源自工党的哪些内外因素?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工党的当前改革与未来使命?通过透视英国2024年大选来充分认识英国工党的改革及其成效，对于理解英国工党甚至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当前的政治特征与未来潜力是不可或缺的。 一、英国工党选举获胜的原因 不少人认为，工党的胜利与其说是实力，不如说是运气，是保守党的战略失误促成了工党的选举成功。但纵观历史，工党并不总能在保守党出现重大战略失误时捞到好处：1956年保守党政府发动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导致英国世界霸权正式衰落；1990年英国民众为反对撒切尔政府的“人头税”政策开展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导致英国爆发了长期骚乱；2016年卡梅伦政府发起“脱欧”公投，引发了英国一系列的政治分裂与社会混乱。在以上历史节点，尽管保守党作出了明显错误的选择，但工党并没有成功借机发难，赢得政权。因此，单纯把工党的成功归因于保守党的失误，既会忽视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出现的一些新趋势，也会淹没斯塔默重塑工党形象取得的实效，应从更全面、更宏观的视角分析英国工党2024年选举成功的原因。 (一)斯塔默重建工党的努力 在2020年4月英国工党领袖选举中，离“科尔宾主义”最远的影子“脱欧”大臣斯塔默成功当选，意味着工党再次回归温和左翼的立场。有人认为，斯塔默是“当代尼尔·金诺克”②——一个身陷困境的领袖。与金诺克的改革思路类似，斯塔默通过提出“道德社会主义”(moral socialism)重塑工党的价值观，通过限制党内激进左翼重塑党的形象，通过出台一系列中间偏左的政策让选民相信工党仍然是那支具有替代性的力量。斯塔默在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重建工党的努力取得了成效，这是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获得压倒性优势的前提和基础。 1.以“道德社会主义”描绘其价值取向 当选党领袖伊始，斯塔默便提出了“道德社会主义”，用以描绘其改造工党思想的方向。在他的解释中，“道德社会主义”寻求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与道德框架相结合，以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如果我们为社会主义提出道德的理由，这种‘道德社会主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21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所面临的挑战有关，那么我们就能再次获胜。”他概括了道德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社会主义应“扎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应从“伦理道德”层面来理解，“经济正义、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三个基础。③ “扎根于人民日常生活”的描述体现出道德社会主义拥抱“生活政治”、与传统左翼政治观念相剥离的趋势。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左翼传统的政治观点集中表现为“解放政治”，即摆脱物质贫困、专制、剥夺等不合理的东西，“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是提供行为自主性的政治”。然而，他指出，这种解放政治在现代社会暴露出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解放政治事实上是一种狭义政治，“只关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没有把与生活有关的各种决策包括进去，因此失去了对选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它只关注自主，忽视了相互依存和团结”。④因此，当代左翼政治更需要关注生活政治，生态危机、女性解放都是生活政治的重大问题。斯塔默强调生活政治，扩大了左翼政治关注的对象，中和了传统左翼政治的激进性，可以吸引更多的中间选民。 突出的伦理要求是道德社会主义的基本取向。在竞选之初，斯塔默大方承认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他不追求通过所有权上的国有化或公有化来实现经济平等，也不追求剧烈的社会变革，而是追求伦理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他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是因为我读过一本引发思考的教科书，也不是因为我此前的经历，而是因为我相信，社会主义是那种既符合理性要求又符合道德要求的存在。它代表合作而不是对抗，是出于友好而不是恐惧，还代表着平等。”⑤可见，他的社会主义观更多建立在抽象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强调人的重要性和美德的必要性，体现出浓厚的伦理社会主义的特征。 生态主义是道德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在斯塔默的政策规划中，实现经济正义、社会正义的方案并不充分，而旨在实现环境正义的“绿色繁荣计划”反而占了很大篇幅。这其实与斯塔默早年的社会主义观念有很大关系。早在1986年，他供职的托洛茨基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就将应对环境问题视为左翼政治的核心，认为“世界正处于一种永久性的生态危机状态，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要将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红必须变绿，绿必须变红”。⑥有学者也用“红绿混血”⑦来描述斯塔默的政治出身。但对于如何应对生态危机，年轻时他是一个激进的工会主义者，主张从根本上扩大集体谈判的范围，认为“只有当工会的规模扩大到足以对整个社会进行政治控制时，才能应对控制的挑战”⑧，所以他既反对凯恩斯式的经济管理，又反对回归市场，而是寄希望于一种基于多元主体自我管理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如今他不再笃信工会的力量，但仍坚持分权主义，既主张通过宪法改革下放权力，又主张依靠多元主体的力量，尤其是企业、社区的力量解决生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