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和塑造人的心灵世界、影响社会精神风貌的重要途径，它所关注的是人和社会的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问题，在本质上是指一定的阶级或集团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有目的地对人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教育，从而通过培养预定规格人才的方式，以期达到社会的有序与和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悠长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中西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在阐发他们的政治思想之际，提出了有关培养和造就人的思想的主张。由于不同的思想家对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关系等问题认识的程度不同，他们提出的有关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历史上的思想家总是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出发，阐述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观点，以缓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西历史上的人学思想有几个阶段性转折，思想政治教育所解决的人学主题也随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一、古典人伦主义时期 人类社会从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部族社会进入“轴心朝代”（注：[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3月版第69页，第70页。） 之后，中西历史上同时出现了一个“精神文明”相当繁荣的时期。这时，人类处于“群体主体”（注释：高清海：《人的天人一体性》，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 ）意识阶段，“人类在各处都意识到作为整体的存在，意识到他自身的限度。”（注：[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3月版第69页，第70页。） 对群体的依赖和膜拜是个人生存的基本方式，重视人伦关系是这一时期思想家们人学思想的共同主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古典人伦主义”时期。这时的思想家偏重于从人在宇宙、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地位，特别是从“伦理关系”的角度论述对人进行思想教育，以维护群体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我们把这一思想家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人学主题概括为“伦理关系型”。 在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命题，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柏拉图从人性“正义”出发，探讨如何建立和谐正义的“理想国”。他提出了用体育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的思想，强调对人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他发扬了发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认为“美德——知识——教育”三者有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中知识即是关于“正义”的理念，它必须通过教育和个人的不断体认才能获得。而“正义”的理念即是“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注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169页。）最终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等级有序，以维护既定的人伦关系。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直观到了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情感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肯定了个人思想行为受社会熏陶、教化的一面，又看到了个人思想行为的相对独立性，主张使教育、个人和环境三者有机协调。为了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与矛盾，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中庸之道”的原则，倡导人们过既幸福快乐又有美德的生活。这一思想对促进人伦关系的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被后世的许多思想家所继承。中国古典人伦主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重视“人伦关系”的特征尤为突出。孔子从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论出发，提出了“有教无类”（注：《论语·卫灵公》、《论语·泰伯》。）的主张，提倡对全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目的是“选贤举能”，以实现“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孔子所处的时代，由于诸侯争战，使得社会极其动荡，他从维护社会安定的整体利益出发，希图通过“仁学”教育，提高人们对人伦关系的认识水平，以达到“治国平天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注：《论语·卫灵公》、《论语·泰伯》。）的社会理想。后来，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注：《孟子·告子（下）》、《孟子·滕文公（下）》。）的观点。他认为，人本善的品性中已具备了“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通过教育的诱导和个人的“存心”“养性”，就能“明人伦”，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注：《孟子·告子（下）》、《孟子·滕文公（下）》。）的和谐人伦关系。与孟子不同，后来的荀子则从“性恶论”的立场论述了对人进行“礼法”教育，以“化性起伪”的必要性。他强调后天教育在人思想行为中的决定作用，否认天赋道德观念理论，认为对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可以改造人性中恶的因素，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使他们“以公义胜私欲”，这样就能“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注：《荀子·成相》。）当然，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发展演进的。在历史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总伴随着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潜流。古典人伦主义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存在有鼓吹个人本位的教育观点。只不过这些思想往往得不到强大的物质基础的支持，从而无法成为历史的强音。这种矛盾体在后文的几个时期也同样存在着。由于本文论述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对这一现象就不再展开论述。 二、中世纪权威主义时期 中世纪的西方，“两希文化”的汇流，形成了基督教统一精神世界，神权、教权统帅王权和个人权利的二元化格局。教育也分为培养虔信教徒和合格神职人员的基督教教育和培养世俗国家管理护卫人才的贵族教育。（注：[美]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第140页、第141页、第216页。） 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由于王权、神权的合二为一，教育也就主要是为了培养专制制度下层层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吏和“御用文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这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浓厚的“权威主义”色彩。在西方，主要是宣扬“神”的权威，“王权”也披着宗教外衣获得世俗权威：在中国，主要是宣讲“天君合一”，灌输“天地君亲师”等“尊尊卑卑”的思想，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服从王权所代表的国家的权威。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仍有其深刻的人学底蕴。人们仍是在“关系”中阐述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只不过在人和神、人和君主、人和人之间，尊卑等级关系成了最为核心的内容。我们把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主题概括为“等级关系型”。 西方基督教教育灌输着宗教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目的是让人们懂得人生活的欲望、富贵、尘世荣耀、权力、甚至生活本身，与人的不朽相比根本一文不值。而人的不朽只有依靠上帝的权威，获得救赎之后才能得到。基督教教育宣讲的关于历史进程和人类的观念沿着“创世——原罪——救赎——末日审判——千年王国”这样一个逻辑线索展开，“按照这种观念，历史过程乃是向着完成某种拯救计划而发展的”，（注释：[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页。）人的一切价值都在于获得上帝的救赎，对上帝的“信仰”和“爱”转化为强大的力量迫压着个人追随上帝和教会。这种神学权威主义的思想教育以曲折的方式反映了人类对于世界图式和历史进程的认识水平。而与基督教教育伴随的世俗贵族教育，也受了基督教权威主义的影响。贵族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最高的政治组织——帝王之家”（注：[美]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第140页、第141页、第216 页。） 的权威和利益。 这种特殊的教育培养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财产、管理国家事务的“骑士”和贵族。而“道德上勇敢、忠实、慷慨、坚贞、纯洁、礼貌、谦让和慈善”（注：[美]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第140页、第141页、第 216页。）是“骑士”教育的核心。这种虔诚和热望的品质，与教会所宣扬的信仰主义一脉相承，反映了领主权、王权在宗教的庇护下所获得的权威地位。正是由于“与教会的密切联系获得了新的声望”和“神圣性”，（注：克里斯托夫·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使世俗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具有浓厚的权威主义气息，宣讲着人间的“等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