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中国进入了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关键阶段。在此新发展阶段，提升脱贫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显得尤为重要。社会流动信念是推动脱贫家庭青少年自我发展的核心内生动力，更是其应对逆境与积极发展的关键保护因素(张凤，黄四林，2022)。然而，学术界对脱贫家庭青少年社会流动信念的发展特征及其如何影响其社会性发展的研究仍显不足。Browman等(2019)融合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相关理论，构建了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认为社会流动信念是经济不平等影响底层青少年健康和行为的关键机制。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青少年在城乡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流动预期和社会性发展存在显著差异(聂衍刚等，2008；朱镕君，2021)。由此，本研究拟探讨脱贫家庭青少年社会流动信念的动态变化及其对亲社会行为发展轨迹的影响，并同时考察城乡差异的调节作用，以期为制定和实施促进脱贫家庭青少年内生动力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1.1 脱贫家庭青少年社会流动信念的变化趋势 社会流动信念(social mobility belief，SMB)是指个体对未来所能取得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判断和预期(Kraus & Tan，2015；张跃等，2019)，反映了脱贫家庭青少年对自己未来社会经济地位改善的期望和信心，也是衡量他们内生动力的重要指标(傅安国等，2020；张凤，黄四林，2022)。随着青少年对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认识的逐渐加深，经济逆境可能会对其社会流动信念产生消极影响(Laurin & Engstrom，2020；Wray-Lake et al.，2023)。贫困文化理论(Cultural Poverty Theory，CPT)指出，低家庭经济地位青少年不仅是面临资源和机会的缺乏，这种有形的物质差距也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和抱负，导致他们“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利用机会来改善他们的未来”(Lewis，1969)。经济绝望模型(Economic Despair Model，EDM)则认为，社会经济不平等会导致底层青少年主观上认为自己未来成功的可能性较低，这种认知会抑制他们社会流动信念的发展(Kearney & Levine，2016)，从而导致“读书无用”和“读书无望”等悲观教育心态在农村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陈先哲，全俊亘，2020；Wen & Witteveen，2021)。Browman等(2019)基于跨学科理论的融合，构建了整合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认为低社会阶层青少年的社会流动信念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并受到了贫困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个体心理和行为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经济不平等会削弱低社会阶层青少年追求社会经济成功的信念和动力，从而影响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和信心(Browman et al.，2019)。 在从精准扶贫向脱贫攻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政策持续强调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在儿童和青少年领域，政策将教育视为精准脱贫的关键路径，致力于推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确保贫困学生能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进而实现社会流动(何齐宗，曾浩，2023)。这些政策的实施旨在减少脱贫家庭青少年面临的社会流动障碍，增强他们对社会的公平公正感，并激发他们通过教育努力提升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信念(张雯闻，方征，2021)。根据中国社会心态调查(Chinese Social Mentality Survey，CSMS)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的数据，青少年的社会流动信念水平普遍较高，且在5年的追踪调查期间呈现上升趋势(谭旭运，吕邈，2023；吴炜，2016)。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对脱贫家庭青少年的社会流动信念进行持续的追踪评估显得尤为关键。然而，以往研究对于这一群体社会流动信念发展轨迹的关注仍然不足。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在国家宏观的教育扶贫政策支持下，脱贫家庭青少年社会流动信念发展可能呈上升趋势。 1.2 脱贫家庭青少年社会流动信念变化趋势对亲社会行为发展轨迹的影响 关于经济劣势如何影响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发展的问题，目前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表明，经济劣势可能使底层青少年感受到相对剥夺，从而引发愤怒和敌意情绪，导致其攻击行为的增加和亲社会行为的减少(Callan et al.，2017；Smith & Pettigrew，2014)。相关的纵向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发现贫困家庭青少年早期的亲社会行为发展呈下降趋势(Bevilacqua et al.，2021；赵纤等，2023)。然而，另一些研究者基于互惠利他主义理论(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Model，ERAM)提出，经济压力可能激发低社会阶层个体的互助与合作等亲社会行为，以增强其生存和适应能力(Motsenok et al.，2022；Piff et al.，2010；Trivers，1971)。实证研究也表明，经济压力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利他主义和匿名亲社会行为(Davis et al.，2018)。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可能反映了经济劣势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复杂性，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揭示其内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