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初期西德电影重建与德美文化冲突

　　1945年的德国投降为反法西斯盟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对德国进行大规模改造拉开了序幕，其中包括盟军对德国电影业的重建。在占领时期内，美国以好莱坞电影制作模式对西占区电影业进行重建并加以控制，美国好莱坞电影也乘机大举挺进西占区，妄图占领德国电影市场。然而令美国人出乎意料的是，在盟军结束占领不久后，刚诞生的联邦德国(以下简称“西德”)就出现了“反《罪女》”事件，即西德于1951年初出现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抵抗美式电影《罪女》的浪潮。这次浪潮以《罪女》影片的首映为导火索，由西德教会领导，席卷西德，持续数月之久。那么，西德“反《罪女》”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其性质和意义如何？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认识这些问题，对我们正确看待当下我国和世界的流行文化以及正确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内学者对战后西德电影的研究较少，极少涉及战后初期的西德电影。国外学者对战后初期西德电影的研究稍多一些，还有些学者讨论了西德建国初期的“反《罪女》”事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电影艺术、政治民主化、两性社会关系、宗教与伦理及美国对德文化政策等角度进行探讨的，而鲜有从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讨论。

　　然而从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发现。战后西德电影业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战后德美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关系的生动写照。随着美国参加二战并成为西方反法西斯盟国的领导者，战后西方盟国对德国西占区的占领和改造逐渐成为美国对德国的文化入侵和征服。由于德美文化差异，美国的文化入侵必然导致德美文化冲突。这一冲突集中表现在战后初期西德电影业的重建中，1951年暴发的“反《罪女》”事件就是一场德国人民抵制美式电影的运动。本文将以“反《罪女》”事件为研究突破口，拟从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角度对战后初期西德电影的重建及德美文化冲突进行逐层剖析。

　　

　　图1 影片《罪女》于1951年1月18日在法兰克福首映

　　一、1951年西德的“反《罪女》”事件

　　自从德国宣布向反法西斯盟国投降后，德国社会各界对占领者表现得很顺从，没有明显的敌对行动，也没有强烈的反抗态度和意见。然而，当盟军结束占领后，新建立的联邦德国很快就于1951年出现了一场以抵制《罪女》影片为标志的抵抗美式电影浪潮，即“反《罪女》”事件。

　　(一)《罪女》影片的内容与战后德国社会

　　影片《罪女》(Die Sünderin)由维利·福斯特(Willi Forst)导演，由希尔德加德·克内夫(Hildegard Knef)主演，由慕尼黑的德意志斯蒂里(Deutsche Styrie)电影公司生产，于1951年1月18日在法兰克福首映(图1)。

　　

　　图2 玛蒂娜也服了安眠药，躺在亚历山大的怀中等死

　　该片是一个爱情片，讲述的是一位名叫玛蒂娜(Martina)的娼妓爱上一个因患脑肿瘤而退伍的德国军官亚历山大，为爱情奉献一切，最后甘心与他一起服药自杀的故事。玛蒂娜十几岁丧父，她母亲改嫁后，因她与继父的儿子有染而被继父赶出家门从而沦为娼妓。亚历山大在二战期间是一名德国军官，由于得了恶性脑瘤而双目失明，失去工作，又遭妻子遗弃，他随身带了安眠药，准备自杀。一天，酩酊大醉的亚历山大要进慕尼黑一家豪华夜总会，却被门卫强力拒之门外，时为该夜总会上等招待女子的玛蒂娜出于一种极度的怜悯将他带回了家。由于他们相似的经历，玛蒂娜真心爱上了亚历山大。玛蒂娜为了使他放弃自杀，自己再次出去卖淫，以凑钱为他做手术。手术后，玛蒂娜与康复的亚历山大在维也纳开始了新的生活，亚历山大以画画为生，生活比较幸福。突然一天晚上，亚历山大旧病复发，彻底失明，他说服玛蒂娜给他服了致命的安眠药。亚历山大坐在壁炉旁喝着香槟酒，慢慢地死去，他根本不知玛蒂娜也服了安眠药，躺在他的怀中等死(图2)。[1]

　　美国学者海德·费伦巴赫(Heide Fehrenbach)在其论文中说，《罪女》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战时和战后初期德国的社会问题。二战期间，德国男子绝大多数从军作战。二战结束时，德国约有400万男人在战争中死亡，有近1170万男人被关在战俘营。到1950年，尽管大多数战俘获释回家，但仍有约三分之一的德国家庭没有男人，而是由寡妇当家。[2]那些幸存下来的男人们，其中有无数人已肢体伤残，他们在经过多年的战争和战俘生活后，感到极度悲观和沮丧。男人们回家后自尊心又受到进一步打击，因为战后粮食短缺，家中的生计靠的是食物配给卡、捡垃圾、种菜园等，这主要是靠女人和孩子们，男人们反而成为家庭经济上的包袱，受到妻子和孩子的冷漠和奚落，甚至被遗弃。而德国女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学会了维持自己及孩子们的生计，变得更自信自立了。战后由于食物短缺，为了生计，也有许多女人出去卖淫，向德国的敌人——盟国占领者出卖肉体。[3]因此二战后，德国的男人成了社会问题，德国出现了严重的两性危机，德国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也受到挑战。亚历山大就是当时肢体伤残的德国男人的写照，玛蒂娜则是当时部分德国女人的化身，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战后德国性别关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