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①鲍照《芜城赋》的最后两行集中体现了全诗的抒情意义。在这首诗中，鲍照虽然详尽地描述了广陵郡(今江苏扬州)在全盛时期和被摧毁后的景观，但鲍照并不关注任何与城市历史有关的人物及其活动。换言之，在写作时，他基本上忽略了过去具体的、真实的历史事件。这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征兆：虽然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中国诗人永恒的灵感源泉，但在中国，与希腊和罗马不同，历史题材的诗歌很少以史诗的形式写成。基本上，包含在文学一般抒情传统中的历史题材的中国诗歌充满了主体参与，即使它确实涉及客观历史，更重要的也是“历史性”而不是历史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芜城赋》可以说是盛唐时期的怀古诗潮的早期实践，这种诗潮流派不是通过对历史的描述或叙述来思考历史的事件，而是作为抒情型态传达诗人富有想象力的声音。正如宇文所安说的，在唐代的怀古诗里，“参观古遗址引起的冥想可能有几行关于该遗址过去的猜测，但它的中心这首诗不可避免地是诗人的当下：他所看到的，他所感受到的，以及(将想象的行为还原为精神过程)他所想象的。”②换句话说，与其是去讲述过去的事实，怀古诗更从诗人的视野中重新建立了过去与现在的元历史关系。更准确地说，怀古诗的魅力不在于对过去的回忆，而在于诗歌文本的修辞张力——这种张力处于想象中的可回忆性与现实中的不可挽回性之间。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怀古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自然景观或古迹所唤起的记忆中的过去总是被认为是一种奢侈而短暂的形象，而自然总是被表现为一种荒凉的，但却是抹去历史的恒久力量。自然力量对人类历史的磨灭成为怀古诗的基本主题。 因此，“怀古诗”体裁的关键在于纯粹修辞的历史形式，而不是对历史的政治或伦理关注。我所说的“历史形式”，并不是指历史进程的具体框架——那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王朝的、政治的历史——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历史概念，或者说元历史。“元历史”一词源自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杰出著作的书名，其中不仅修辞方式被表述为历史哲学中的决定性要素，而且叙事方式(而非史传内容)也被表征为历史的重要意义。在总结他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的研究时，怀特提出“不可能有一种不是‘历史哲学’的‘正确的历史’”③，这一格言确立了所有关于历史主题的著作中对历史性概念化的合理性。因此，怀古诗的抒情形式不仅与平淡的历史著作中的叙事情节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而且更倾向于切近元历史的纯粹概念化。 一、怀古诗与咏史诗 这里，在开始我们详细讨论怀古诗之前，有必要将它与另一种与历史主题相关的诗歌体裁——“咏史诗”——区分开来。在后者中，历史人物或事件出现，但通常作为诗人个人野心和抱怨、他的政治理念或社会关注的象征性表达。左思的《咏史》和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是最典型的咏史诗。例如，左思在他的一首《咏史》中，明确表达了他对战国时代政治家段干木和鲁仲连的崇敬，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④ 咏史诗与怀古诗的差异，可以追溯到中国两大主流思想传统：儒家和道家不同的历史哲学。不难看出，儒家积极参与人类历史的理想成为咏史诗的精神源泉，诗人在咏史诗中常常诉说着从事国家事务的野心，或为自己的政治才能被忽视而哀怨。相反，道家的倾向是“解历史”(de-historizing)的：“历史绝不是人类应该做出贡献的文明进步；老子的历史发展理想模式是人类活动和文明的对立面：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⑤在这里，“复”字清楚地表明了老子对进步历史价值的怀疑。也就是说，人要回归宇宙之道，就应该回归到清净自然的存在状态。 对于老子来说，道，在宇宙学意义上，是产生所有时空现象的根源，包括人类历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⑥老子通过确立“道”对于人类历史的本体论优先性，经由形上学化成为抽象的、数字的连续或增殖，抽空了社会事务的实践活动。此外，正如老子所说，无形的道在自然中形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显然，作为道的原型，自然已经获得了相对于人类世界所有“世俗”现象的本体论优势。因此，与社会历史相反，本文中的“自然”虽然也表示世界秩序的自然状态或人类生活的自然模式(例如如上所述的，没有机心)，但本质上是指客观自然，抽象、无形的道的观念在具体、可感层面的表现。因此，客观自然具有非线性进化式循环的，或历史去时间化的特性：“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⑧显然，对老子来说，道的真谛被塑造为自然，它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轮回的。就自然的永恒在本体论上被确立而言，人类文明和历史与道家的自然相反，被认为只是短暂的现象。 这是唐代怀古诗中自然抹去人类历史的主要源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怀古诗的主要结构是荒凉而永恒的自然形象与昔日繁荣但无法挽回的历史形象的对比。在文本层面，历史与自然之间的张力确实具有讽刺意味：作为一种负面形象，虚无的自然总是压倒历史，而充满文化和价值的历史最终被非人化为自然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中的以下几句可以看作是唐代怀古体裁的典范：“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⑨在这里，不仅自然的意象(“花草”)覆盖了文明的遗迹(“幽径”)，而且人类文化的产物(“衣冠”)也被转化为粗砺的自然(“古丘”)。与此同时，这些朝代的名称——吴、晋——已经失去了历史意义，因为李白没有提到任何历史事件，并且只锚定在一个非时间化的地点——在那里，自然意象作为一种空间形式，已经抽空了时间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