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水冻:气候、诵读与听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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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冬季研冰笔冻,难作书,小学以诵读为主。直到明清,冬季的冰期对书写的影响还是很明显,所以古代诵读传统的形成与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有高度的相关性。早期的诵读是以听觉为主的“阅读方式”,在听和记的关系中,记下来的文本需要还原为声音才会准确,更像是声音记忆的辅助。这便产生了以声音记忆为主的记忆文化。东汉末年新的知识和书籍形态出现,纸张迅速替代简牍,使得默读成为最主要的阅读方式,听觉阅读的主流地位被视觉阅读逐渐替代,但诵读依然在诗文阅读和写作中保有持久的生命力。北方的冬季让以吟诵为主的学习方式得以延续,这一文化传统又反过来加强了诗文写作对格律声色的重视。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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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中国(甚至其他古代文明),以诵读的方式研习经典、记忆文本乃至体悟诗文,是知识研习的主要途径之一。《荀子·劝学》篇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1]“诵”即朗诵。古典教育中诵读文本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晚近,曾国藩与长子曾纪泽信中说: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2]

  所谓“看”,指的是默读,而“读”则是朗诵。在曾国藩看来,诗文经典需要通过朗诵来体悟其内在的美。朗诵是将文本还原为声音,借助听觉来阅读、理解和欣赏,与默读主要借助视觉认读很不一样。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有论文采一条,他说:

  读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资料可以自己试作,与他比较,精妙处不妨高声朗诵。读文章有时非摇头摆尾,领悟不来。[3]

  梁启超的说法和曾国藩几乎一致。好的文章,需要投入的朗诵,才可见其精微妙处。

  在中国诗歌文化中,吟诵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是学诗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叶嘉莹解释说:“诗是有它的节奏和前律的,你现在如果不要作诗,只是做研究,找一些材料写一篇论文,那么会不会吟诵没有关系。你不会吟诵,只要会找材料就可以做论文。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学写诗,则一定要先学会吟诵才可以。因为声音的感发是作诗的一个根本,就是说你情感的感发跟你声音的感发是一同成长起来的。”[4]正因为有这样一种传统,直到晚清民国,诗歌的吟诵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态文化。近年有许多论著都提到了这一传统,也有试图恢复的尝试,让我们在视觉阅读之外,了解到古代中国听觉阅读的重要性。气候条件与这一传统形成与变化有关系,尚未被充分注意到,本文即从这一问题开始,继而试对中国古代的听觉文化略作讨论。

  一 冬季的诵读与书写

  诵读与气候的关系,最重要的材料是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此书已佚,部分逸文散见于《玉烛宝典》《齐民要术》《太平御览》等文献。《四民月令》载夏历十一月“研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5],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6]。研水冻,则无法写字,故幼童“读”《孝经》《论语》,正月冰消,可研墨写字,则幼童开始学书篇章[7]。余嘉锡曰:“古人以农立国,成童以上皆可从事力田,以孝养其父母,故必农隙而后入大学。若夫幼童,固可终年读书,然必时其寒暑而消息之。故于正月以后,天气渐暖,砚冰已解,则使之学篇章,所以习书法也。至十一月,砚冰已冻,则讽诵其章句而已。”[8]崔寔是汉桓帝时期人,约当公元前150年前后,这时恰处于战国秦汉温暖期的末尾,气候大体与今天相近或稍暖[9],考虑到《四民月令》所记为习俗,这种冬季诵读,春日习书的童蒙教学模式应该是两汉时代的日常形态[10]。

  那时学童手中有无书本,难以考证。但诵更加强调的是朗读出来,是将文本形诸声音,声音随之构筑记忆的学习方式。《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上书中自诩:

  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11]

  所谓“诵四十四万言”,除了涉猎广泛的意思外,主要还是可以不依据书本,随口朗诵的能力。这种记忆的方式,更多的不是对文本文字的视觉记忆,而是对其内容的声音记忆。

  秦汉之后,冬季的寒冷天气也还是会直接影响到写字。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可推呵笔的故事,《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载:

  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时十月大寒,笔冻莫能书字。帝敕宫嫔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执牙笔呵之,遂取而书其诏。其受圣眷如此。[12]

  这个故事在北宋广为人知,苏轼《百步洪二首》其二“欲遣佳人寄锦字,夜寒手冷无人呵”[13],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同时也交代了冬季写字的不便。《开元天宝遗事》还记录过一种七宝研炉,“每冬寒研冻,置于炉上,砚冰自消,不劳置火。冬月,帝用之”[14]。唐代皇宫自然会有高级的取暖设施,不至于用研炉,这条传说故事很可能展现的是唐宋文人对处理砚冰的一种期待。欧阳修嘉祐三年(1058)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手笔冻缩,书字不得。韩、范二公诗,看了示下。”[15]北宋河南地区冬季的冰期还是困扰到了欧阳修、梅尧臣这些上层的文人。

  寒冬带给明清两朝上层文人的麻烦,也并不比唐宋时代少。特别是嘉靖之后,气候急剧转冷,只在乾隆年间短暂转暖,随之又转向干冷。这便是所谓的明清小冰期。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二十日,祁彪佳在日记中写道:“阅疏抄之暇,即理辽事诸奏记,手龟笔冻,不撤也。”[16]乾隆六十年(1795)十二月,钱大昕跋蒋元城藏宋拓《钟鼎款识》曰:“竹汀居士钱大昕题于春风亭之左偏,是日天寒笔冻,不能成字。”[17]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

  当然这些上层文人的住房里冬季是有取暖设施的。秦汉以来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区域,房屋居室冬季取暖,有壁炉、火盆、火炕和地暖等几种形式。顾炎武《日知录》有“土炕”一条:

  北人以土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炕”。古书不载。《左传》:“宋寺人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新序》:“宛春谓卫灵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灶。’”《汉书·苏武传》:“凿地为坎,置煴火。”是盖近之,而非炕也。《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水经注》:“土垠县有观鸡寺,寺内有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暨。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基侧室外四出爨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此今人暖房之制,形容尽之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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