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历史口耳相传，因神话思维和众口增饰而形成瑰怪神奇的风格。综考《逸周书·尝麦》、豳公盨铭文以及郭店简《唐虞之道》、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等文献可知，引述内容散见于训诰、论说之中，当为两周时期传说的主流文本形态。《山海经》汇集神话堪称宏富，但以“地理志”框架成文，仍未出《尚书·禹贡》之模式。由此看来，《穆天子传》实为中国古代传说初具独立文体形态的标志性文本。正因如此，《穆天子传》的文本性质和文体类型向来是备受关注的议题，只是学者对此的观点不尽一致。本文先据出土文献厘清其书的文本范围，再从书中以“曰”“是曰”领起的辞句入手，尝试提供关于《穆天子传》文本性质与文体类型的另一种论证。 一 《穆天子传》文本性质诸说与文本范围重审 前人对《穆天子传》文本性质的解说呈现出史籍与文学文本两种基本方向，而这与论者所关注的文风密切相关。事实上，通行六卷本《穆天子传》的文风并非首尾一致，而是前五卷和第六卷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这提示我们应重新审视《穆天子传》的文本范围，对此还要从成书问题的讨论谈起。 学界关于《穆天子传》成书向有西周、战国、秦汉以后三说。王贻樑等经过深入研讨指出，“最终的成书年代是在战国中、晚期，但不晚于魏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九八)。著作者当属燕晋地区文士，尤以魏国文士的可能性更大些”①，所言“文士”只宜理解为能文之士，至于其职事、知识背景等信息，还不很明确。此前顾颉刚曾提出《穆天子传》的著作背景为赵武灵王西北略地，赵人响应时代之需而推出其书，含有“托古”意味。②杨宽则论证《穆天子传》当源自西周以来游牧于黄河上游的河宗氏部族祖先神话，至战国初期为魏国史官采访所得而记录下来③，不妨视为一种“述古”的说法。这两种影响广泛的观点似乎很不相同，却相当一致地揭示了《穆天子传》史实与虚饰参半的文本构成情况。后续研究在关注《穆天子传》文体和后世起居注相似的基础上，认为其文本“创作动机是帝王起居注的‘实录’使然，如果说有夸饰成分，那也仅是对叙事主体丰功伟绩的赞颂而已。从这样的思路拓展开去，杨宽的‘河宗氏颂扬先祖的神话传说’，顾颉刚的‘赵国后裔对祖先的追崇’等观点无疑是合理的推论”④。 有关《穆天子传》符合或背离西周史实的举证，随着研究的深入均得到显著的充实，而其符合史实的方面以及编年纪月的体式特征，都显示出文本与史官文化的深刻联系。依靠对书中背离西周史实之处的论述，在理论上并不足以否定《穆天子传》为东周史官文化产物的观点。因为正如杨宽的论述所表明的，史事的变形走样可能在部族内口传阶段已经发生，而史官不过是依托口述形成文字。杨宽之说肯定《穆天子传》内容经历了从口头到书面的转化过程，并指出这种转化的促成者是魏国史官，既能与竹书出土于魏襄王墓所提示的官方文化背景契合，也能于文本自身找到相应的体式依据(下文的分析亦证明此义)，是目前相对周密又极具启发价值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晚近的研究似乎强化了关于《穆天子传》文学文本性质的认识，如说其书“借助以历史题材为基础的艺术加工，造就了具有明显文学意趣的小说境界”⑤，或则提出周人以文学的方式设定政权版图，通过受命神话“解释王权的来源问题”⑥。对成书年代的认定或有不同，而对其虚饰的强调则无二致，追溯起来都可以胡应麟“文极赡缛，有法可观，三代前叙事之详无若此者，然颇为小说滥觞矣”⑦之论为先声。不过，这与对《穆天子传》的初始看法并不一致。其书于西晋出土的原简上当无标题，诚如王贻樑所言：“若古文竹简原有其名，恐荀《序》及今本《晋书》等不应无载”⑧。《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疏引王隐《晋书》：“《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⑨，足见汲冢书的整理者只认定其为记穆王西行之书，未曾加以“传”名。称为“穆天子传”虽是不久之后的事，代表的却是竹书内容流传开后的读者认知。魏晋时期史传繁兴而时杂虚诞，故“传”之名未必反映出时人对书中内容所持的笃信态度。倒是后来从《隋书·经籍志》开始，《穆天子传》多被归入起居注类，《郡斋读书志》《玉海》则将之归入传记类，《宋史·艺文志》则归入别史类，表明在一段时期内人们多保持对《穆天子传》史籍性质的认同。 胡应麟指认《穆天子传》“颇为小说滥觞”的语境，是在“六卷载淑人盛姬葬哭事，非《穆天子》本书，后人以其文出一手，且穆王事，故附之”⑩的认识的前提下，一方面感叹卷六对哭葬之礼的铺排为世所罕闻，另一方面又试图由吕纂宠姬死事说明盛姬死事也非向壁虚构。他之所以既指其书“颇为小说滥觞”，又不断言其就是“小说”，原因实在于“其文出一手”的信念。换言之，由晋至元对《穆天子传》史籍性质的认同影响犹在，使得胡应麟也不得不肯定其书当有根据，既然第六卷与前五卷文出一手，那么其事实成分也就不至于太少。胡应麟所言实为针对第六卷的印象式文评，且显然注意到了该卷与前五卷的风格差异，于是力证其事未为虚妄，但其效应却是推动了人们对《穆天子传》文学性的关注，以致《四库全书》终于将《穆天子传》归入“小说家”类。由此可见，在《穆天子传》文本性质的探讨中，强调文学虚饰成分的观点与“盛姬死事”一卷给人的印象之间关系至深。 后人将《周穆王盛姬死事》附入《穆天子传》的具体时间已无从确知。顾实注意到《束皙传》所言《穆天子传》见帝台事为今本所无，而王隐《晋书》又称《穆天子传》“民间偏多”，故推论“今本《穆天子传》六卷，皆郭璞注，原出民间本，故亦无穆王见帝台之事，而与束皙、颜延之所见《穆传》，有帝台事者不同也”(11)。据此，六卷本当产生于汲冢发掘后数十年内的民间。
